純粹的政治機會分子
羅斯福從不花心思自我反省。弗林指出他性格的一個方面是：“以輕率態度處理自己知之甚少的問題。”對自己的寡陋無知，他絲毫不介意；他只關注事情的表象。
“從根本上說，他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或經濟哲學。他不是堅守基本原則的人（…）他對政治和經濟問題采取的立場，不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而是居于政治需要的左右（…）從任何意義上說，他純粹是個投機分子。”
起初是一名無足輕重的學生，到后來成了一位富裕、英俊和受歡迎的都市年輕人，羅斯福大體以他溫和迷人的性格而聞名。他天生就是政治家，也就是說，他生性狡猾、善于操縱和喜愛扯謊。對于公開場合的競選活動及故作姿態，還有向公眾作宣傳灌輸，羅斯福都頗有天賦。雖然有數百萬人對他強烈憎惡，但不可否認的是，喜歡他的人遠遠更多，也有數百萬人視他為救世主，猶如1933年6月18日《紐約時報》社論所言：“被上天派來拯救時局的人”。
政治煽動如果也是創造繁榮的有力手段，那么羅斯福也許就會在短期內將國家從蕭條中解脫出來。但在1939年，即大蕭條開始十年和新政開始六年后，仍有950萬人（占勞動人口17.2％）維持著正式失業（其中300多萬人被招進政府創造的應急就業項目）。羅斯福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但不幸的是，對于他政策下的美國人來說，他并不知道如何結束大蕭條，除了“嘗試一些事情”以外。而當某些嘗試不起作用時，他就會換些其他事情來嘗試。他的政治實驗構想拙劣、削趾適屨，破壞了市場經濟的運行，給資本積累增添了障礙，本來可能發生的全面復蘇，也因此付諸流水。他的信徒當時崇拜他，許多人至今仍然尊崇他，把他當成偉大領袖。可對于迷途的干渴者，如果其領袖不過是帶著他們在沙漠中徘徊游蕩，那又能得到什么好處呢？
遺 產
雖然羅斯福及新政支持者未能結束蕭條，但他們極其徹底地革新了美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制度和秩序，并改變了這個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即使到了今天，新政淡出60年后，其遺產仍然存在，繼續阻礙著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削弱著個人的自由。
一個人只消看看聯邦政府的組織結構圖。在那里，他會發現進出口銀行、農業信貸管理局、農村發展管理局（原農人家園管理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聯邦住房管理局、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農村公用事業服務處（原農村電氣化管理局）、證券交易委員會、社會保障管理局和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所有這些機構都是新政的后裔。每個機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干擾自由市場的有效運行。通過補貼、融資、保障和管制，將資源從消費者評價最高的用途中轉移出來。每個機構都讓經濟效率低于原本可能的水平，而這一切都是為一種特殊利益或另一種特殊利益服務。
一旦新政于1933年至1938年沖毀堤壩，但凡可在國會贏得足夠政治支持的政府計劃，幾乎統統有了先例。有限憲政政府，特別是在1937年開始的最高法院革命之后，不過是存在于古典自由主義者對往昔追憶中的事物。
實際上，新政以后，古典自由主義者從人數上極度萎縮，成了瀕臨滅絕的“物種”。新政遺產尤其帶來了意識形態的改變。從此以后，凡是遇到問題，事無巨細，真實的或想象的，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幾乎每個人都會指望著聯邦政府提供解決方案。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擬議聯邦計劃的反對者，可能會對其構成、人員或成本提出質疑，可幾乎沒人會以該計劃本質上不適合在聯邦政府層面上承辦為反對理由。
H.L.門肯寫道：“大多數人很快順應了這一切，甚至包括被騙。一個時代降臨了，江湖庸醫的夸夸其談猶如圣經文本一樣，習慣成自然地，且不容置疑地，灌入大眾耳中，從那時起，防止詐騙就成了一樁難上加難的工作。”新政之后六十年，新政倡導者創造的聯邦政府以不斷擴張且不勞而獲為特征，而在美國人當中，有壓倒性多數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無論對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來說，羅斯福都赫然聳立，被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可是，無論他的遺產影響有多么巨大，羅斯福都不配得到尊敬。他不是英雄。相反，他是個不擇手段的政治投機分子，他利用美國史上一個紛亂動蕩的獨特時期巨大的內在潛力，借機擴大了他個人和黨派的權勢。他巧立名目，征稅和支出，他對“經濟保皇派”發出怒斥，裝成平民之友，從而屢屢當選總統、盤踞政壇。但是，盡管他具有無可否認的政治實力，他實際上延長了大蕭條，把一個臃腫而強勢的政府強加給這個國家。從那時起，這個政府就一直在踐踏人民的自由。
文/羅伯特·希格斯 譯/禪心云起，來源：私產經濟學與倫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