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針對美國發動攻擊的恐怖分子都會提到以巴沖突，并且說明這是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世界所犯下的罪行，這些是必須償還的血債，以此來說明自己的恐怖襲擊是正義的。對此奧卡薩教授認為：全世界有近千萬猶太人，帶有狂熱主義色彩的猶太復國主義吸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狂熱分子回來；而對于伊斯蘭激進組織發動對猶太人和美國人進行攻擊的號召，真正響應的也只是伊斯蘭世界里面的更少比例的狂熱分子。但是這個比例雖小，人數卻不少，造成的動靜也不小。

庫特伯在出發前往美國之前，對已經對猶太人充滿仇恨。除了前文所論述的“中世紀心態與現代觀念之間的沖突”之外，庫特伯還完全吻合的作為一個“狂熱分子”的定義。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庫特伯到了美國之后，會對美國社會做出如此的解讀。然而，陳舊的觀念、純粹的狂熱和因此而產生的妖魔化并不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庫特伯所在的年代，各種社會運動理論和政治思潮風起云涌，熟悉學術界的他不可能不熟悉這些思潮和動態。在他的《路標》里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巧妙地雜糅其中的各種成分：多次引用來自法國的反現代反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A.卡雷爾的理論，支持自己對西方以及所有非伊斯蘭社會的否定；隨處可見的列寧和斯大林主義色彩，用以論證暴力革命和伊斯蘭專政的合法性。熟悉列寧的經典著作《怎么辦？》的歷史學家路亞·博魯教授（Roya Boroumand）在她的文章《恐怖、伊斯蘭與民主》 （’Terror, Islam and Democracy’）中說：“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庫特伯引用了多少列寧和斯大林的東西，先鋒隊、暴力革命、消除階級對立、剝削……等等，這簡直就是列寧主義披上了伊斯蘭教的外衣而已。”

著名的社會群眾運動理論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他的社會運動經典《狂熱分子》中這樣描述：“群眾運動中共有的一些特質，不管是宗教運動、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民族主義運動。這些林林總總的群眾運動所共有的特質，使得“它們長得像一家人”。正因如此，這些元素之間的互相吸收和借鑒才成為可能。

當時被納賽爾監禁和飽受酷刑的庫特伯，在綜合了以上的所有的元素之后，懷著無比的憤怒，用列寧的《怎么辦？》幾乎一模一樣的文風和氣勢寫出來的《路標》一書，其理論性和煽動性都達致了巔峰，“熾熱的風格迸發出尊嚴、團契、一致和普世性的宏大激情，高揚讀者對伊斯蘭偉大的認識。透過他的批判，其風格也能催生憤怒和厭惡。” 如前文所述，1967年“六·五戰爭”阿拉伯國家的軍事慘敗，成為了穆斯林世界的歷史轉折點和分水嶺，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式微與伊斯蘭主義的崛起，阿拉伯世界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庫特卜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納賽爾主義的替代物與矯治方案，確立了中東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話語霸權地位。

“所有群眾運動都是從同一類人中間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類型的心靈。”霍弗說。 于是，庫特伯的“先鋒隊員”們就這樣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了，他們一起經歷炮火，一起逃避追殺，一起招收“少年先鋒隊員”，一起謀劃自殺式恐怖襲擊。在一起經歷了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之后，他們根據需要把庫特伯的理論做出了調整， 從針對國內的世俗政權，轉而聯合對抗西方霸權領袖，被認為伊斯蘭在世界上最大的敵人——美國。（完）

本文2011年7月采寫于埃及開羅和亞歷山大等各地，節選已發表在當年的《GQ》中文版九月刊，原題為“從開羅到紐約：寫在911十周年之際”，作者：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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