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作為英雄史詩，在中國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卻少為人知，什么叫“歷史的敘述”？就是隨著人們對某一事件的認識的不斷提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新的觀察視角，對某一歷史事件反復進行追憶、回味、體會，發現，挖掘新的史實，再以不同的表達方式為載體，對之進行新的描繪和解釋，使有關這一史實的敘述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

長征的敘述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解釋體系中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響之廣泛，尤如“英雄創世紀”，如果沒有“長征”這一段，不僅是難以想像的，而且有關中國共產革命的敘述就褪色許多。“長征”成為一個骨架和橋梁，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連結了起來，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蘇聯和共產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行，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布任命張聞天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系。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黨沒有開創出新局面，以后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紅軍到達陜北后，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陜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軍隊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所幸共產國際來了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迅速調整政策，經過紅軍東征、西征和建立與張學良、楊虎誠的統一戰線，才緩解了陜北蘇區的危機，打開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發展，“長征”就此天下聞名。

現在我們知道，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移的，最初的目標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線時稱之為：從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也就是說最初沒有“長征”的計劃，也沒有“長征”這個詞語。而國民黨從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將中共的長征誣稱為“西竄”。

一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才出現“西征”這個詞，這還是紅四方面軍先用的。與此同時，陳云到達莫斯科，寫了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這個詞，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刊物，傳到了中國。

紅軍到達陜北后，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他說：“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結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 也應了毛的一句名言：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后，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陜北的局面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陜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陜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后由徐夢秋統稿，并撰寫《關于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于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諾進入陜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志《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于這份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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