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屬于我們住院的“圣若瑟住宅”的有：視察員高嘉樂神父，不久以前他曾任教省副會長，他不在宮廷服務；中國人樊守義，他從事教會管理、不在宮廷服務；朗士寧教士（上文中我誤將他列為居住在住院的人之一）。

居住在屬于法國神父的一圣薩爾瓦多住宅的人有：視察員殷弘緒，他不在宮廷服務；白晉，這位七十高齡的老人以閱覽中國書籍自娛；翻譯家巴多明；測地學家雷孝思和馮秉正；神父宋君榮和雅嘉祿，他們等待著作為數學家到宮中供職；還有安泰教士、他是外科醫生。

北京的基督徒還是小心翼翼地勉強受到照顧。男的教徒可以正常上教堂，但圣誕夜除外。至于女教徒去教堂那就難了。一方面有皇帝的通令，其中禁止婦女進教堂，另一方面更怕在街頭巡邏的士兵。他們一旦發現婦女進了教堂，馬上就就審問她們，威脅她們。所以有時不得不借―座較好的民宅來做彌撒，以便讓這樣的基督徒領到圣體。

在神父被驅逐的省份里，只要有可能就指定傳道員，他們對那兒余下的基督徒進行家訪、講道，堅定教徒的信仰，為他們做洗禮。傳道員應向神父報告工作。

在皇帝服喪的三年中，他只召見歐洲人兩次：一次是去年（1724年）7月1日，當他收到我們要求建立廣州站（以便讓遭驅逐的傳教士能留在廣州而不必去澳門）的備忘錄之后；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份，皇帝想在托馬策利神父和加格里亞爾蒂修士回歐洲以前再見他們一面。召見時皇帝說：（外國人）誰想回國他都不阻止，但應該向他稟告，因為外國人離華應以禮相待并賜予禮品，對于這一點他頗為重視云云。

今年4月29日欽天監監正戴進賢奉召進宮，皇帝詢問他，授予他朝廷的官職時，我們（教會）方面有沒有加以阻撓。其實當年湯若望和南懷仁領受朝廷的官職時就沒有遇到任何阻礙。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據說是：在大臣中如果有一個人只有官職而沒有品級，這會是對其他大臣的不敬。現在經皇帝恩準，欽天監前幾年編的歷書即將出版，照慣例所有參與編纂的人都要署上名。可是所有的人都是有品級的官員，而戴進賢監正沒有品級，名字不應列在別人之前；但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后，又與他監正的職位不相稱。而且，欽天監監正每年有幾次上朝，在另外一些隆重的場合也會與其他大臣們一起出現，別人都穿著有品級的朝服，惟獨監正一人與眾不同，這樣也不妥。由于皇帝催促要早日答復，戴當時就回話說：對陛下的意愿無人反對。

但三天之后戴進賢上了一份奏折，要求除欽天監監正之外不另擔任官職，以免中華帝國的居民誤認為我們來此不僅是宣揚圣教，也是為了高官厚祿。皇帝準奏，第二天就封戴進賢為禮部侍郎，這樣就把欽天監監正這個只有歐洲人才用的官名改成了一個常見的官名。

皇帝9月底服喪期滿之后，就給歐洲人展示了新的“一幕戲”。引起此事的機遇是教皇派遣的兩名圣衣會神父來北京，帶來兩封教皇的信件和禮品。關于此事皇帝已在本月從廣州得到報告。這幕戲是這樣開場的：10月19日欽天監監正到了皇帝新的夏宮，呈交了不久將發生月食的報告。當今宰相、皇十三弟見到報告之后，叫他告知德里格、蘇霖和巴多明三人，讓他們第二天去見他，他有話給他們說。第二天皇十三弟見了這三位教士，對他們談起皇帝曾說過，他服喪期滿之后就又可召見歐洲的教士了。皇十三弟說：“現三年的喪期已滿，皇帝陛下設過盛宴，但你們歐洲人沒有去。你們寫好賀喜的奏折，農歷九月十九（即10月24日）呈來，我轉呈皇上。”

在他規定的這一天，我們在宮廷服務的教士全部在新夏宮集合，共21人，即耶穌會士17人，傳信部4人。教皇派來的圣衣會的兩名神父雖已在兩天前到達，但因此事已交禮部審議，宰相決定讓他們仍留在寓所。我們的賀喜奏折宰相已收到，上午已轉呈皇上，下午他讓人轉告我們，叫我們在宮門前等候。我們被宣進宮的時候已是下午三時半，每進一道宮門，太監們就重新清點人數。作為戲的“序幕”，我們被分為三組，經徹底搜查之后終于被帶進內宮，一直到皇帝面前，我們在皇帝的右側分三排站立，每排七人。排與排之間的距離能讓一個太監通過，然后我們下跪在白色地毯上。這時皇上轉身對我們說：“你們是來向我問安的嗎？＂我們當即叩頭稱是。皇上接著說“在服喪期間朕忙于無數緊迫事務，所以沒有召見你們，也沒有召見喇嘛和僧尼。今后每五天或七天你們可有幾人來見朕，朕若有空就叫你們，沒空就不叫，那也沒有關系。”聽了皇上的這些話我們又叩頭謝恩。皇帝問蘇霖多大歲數，蘇霖答道：七十歲：皇上又對白晉（他也已70歲）說：“看你臉色就知道你身體不好。”白答稱：“正相反，我很健康。”然后皇帝又看了看德里格，問他：“你怎么樣？有病嗎？”德里格略帶猶豫地答道他有點不太舒服。皇帝說：“可是你的臉色表明，你沒有病。”德里格一向健談，馬上回答說“我一站到陛下面前，馬上就感覺好多了。”過了一小會兒他又說：“一個人心中高興，也就會容光煥發。”隨后，皇帝吩咐上滿洲奶茶，叫太監們—送到我們面前前，叫我們喝茶。他還說，只有重要的大臣才有幸在御前賜茶。我們又恭順地叩頭謝恩，但茶卻不敢喝。巴多明補充說，蒙皇上恩寵賜茶，我們已經我們已經滿足，豈敢再喝？

然后皇帝又談起各種宗教信仰，他說：你們是中國的客人是來宣揚天主的《圣經》的；同樣，喇嘛、佛家僧尼還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國的客人。他說，每個大帝國都有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書。中國有自己的經書——儒學，滿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歐洲人都有自己的經書。他說，各國的經書都是好的，因為每一種經書都認為必須為善并教誨別人為善。“但是，如若要將各種宗教信仰加以比較的話，”皇帝說，“哪種宗教能與中國文人的學說——儒學相提并論呢？”但他說，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標都是同樣的，是多位一體的。“天”、“佛”、“天主”，還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種宗教去反對另一種宗教，這有違常理。他說：“你們欺侮佛教徒，反對他們；他們反過來又一報還一報，攻擊你們的《圣經》。雖則每一種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們的信徒中間總會有壞人，這些人違犯教義和教規。對于這些壞人必須加以處置，但處置他們并不等于壓制他們信的宗教。我為了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殺了成千上萬的喇嘛，毀掉了多少喇嘛廟呀！”

巴多明說這些喇嘛是咎由自取。皇帝接著說：“這倒也不是。 其實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的喇嘛，他們不守教規，實行武裝叛亂，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同樣我驅逐了不幸的教士穆敬遠，因為他煽動眾人介入了本與他無關的事務中。”為了表明他的這些論斷的正確，皇帝兩三次放聲大笑。他說話時口若懸河，充滿自信，我們這些教士既沒有機會回答，也不敢提出異議。而且，誰要是用不妥當的答話來打斷皇帝的講話，這本身就是有危險的。在召見前太監們就曾幾次提醒我們，在皇上面前講話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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