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舊大陸：美國的前期鋪墊

應當指出，以美國資本扶植歐洲經濟的構想并非馬歇爾計劃所首創。早在1919年，以英國財政部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的凱恩斯就提出了一項相當超前的方案：作為此際歐洲國家最大的債權方，美國可以酌情放寬英法等國的償債年限，以為經濟重建創造寬松的資本環境；英法兩國則應抵制一切在經濟上盤剝和摧毀德國的想法，轉而支持這個全歐洲規模最大、技術最成熟的重工業中心恢復產能。法國可以與德國建立煤鋼聯營，通過復興德國帶動本國工業效率的提升和制造業轉型，并從德國經濟增長的收益中分得賠款；英國則要容忍德國商船隊再度出海，使德國的工業制品可以繼續出口、并吸收擴大生產所需的資本。最終，英法德三國將形成一個關聯緊密的共同體，通過德國這個火車頭來帶動歐洲經濟重建；屆時美國不僅能收回戰時提供給協約國的貸款，還會擁有一個更重要的貿易對象。

然而凱恩斯方案最終胎死腹中。除去法國在政治上的抵觸外，美國不贊成該計劃的主要原因在于：華盛頓固然歡迎一個復興的歐洲，但它們所期待的經濟秩序重建絕不僅限于西歐。作為一個生產能力和經濟總量已經達到驚人的規模，但在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方面仍處于落后狀態的“新世界”國家，美國希望直接“接收”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為此，倫敦必須取消英帝國框架內的帝國特惠制，法德等國也要和美國簽署最惠國待遇條約，以實現最大限度的門戶開放。而凱恩斯方案不僅沒有包含以上條款，甚至還有促進歐洲孤立化的傾向。所以，從1920年代到“大蕭條”時期，美國雖然在德國賠款問題上提出了多個調整方案，但在要求英國取消帝國特惠制方面從未松口。

直到1939年歐戰再度爆發，財力不濟的英國被迫公開向華盛頓讓步，同意以經濟話語權換取租借物資，雙方才正式開始就新的貿易條款進行談判。從1943年到1944年，英國以凱恩斯、美國以哈里·懷特為代表，花費將近一年的時間設計出了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框架，并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獲得通過，即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擁有三大支柱：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加以監察；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美國對門戶開放和貿易自由的要求；為主權國家進行融資而創設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以協助參戰各國進行基礎設施重建和經濟恢復。至此，美元終于取代金本位制及其象征英鎊，成為了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宰者。

只有在美元已經成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美歐之間的商品和資本流通也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礙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才會大刀闊斧地援助西歐復興，推行基本思路與凱恩斯方案并無二致的馬歇爾計劃。通過在短期內向歐洲輸出大量信貸，華盛頓甚至還解決了國際市場上存在的“美元荒”問題——在美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狀態的背景下，將相當于美國GDP的1/20和黃金儲備的58%的巨額美元輸送到歐洲，以購買美國商品、原材料和重建基礎設施，不僅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全方位運轉，還進一步加強了歐美商品和資本市場之間的聯系，可謂深謀遠慮。

關注投資風險，拒絕好高騖遠

由中國政府牽頭、對海外進行大規模定向投資的倡議，最早始于2009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前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中國可以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億美元的國家貸款（含1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3萬億人民幣），要求這些國家在使用時須采購中國企業的商品，或由中國企業承擔項目建設。2012年，前世界銀行副行長、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也提出，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匯儲備大國和發達國家可以嘗試建立總額2萬億美元的全球恢復基金，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瓶頸”項目，以帶動全球經濟復蘇。

與這些早期倡議的規模相比，此番中國正式確定的對外投資目標和“絲路基金”的額度顯然較小，但更多考慮到了地理政治格局以及輸出影響力的重點。“一路”與“一帶”針對的是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兩個戰略方向：前者旨在延伸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繁榮奠定基礎的亞太經濟圈，向西進軍印度洋，并與長期以來中國對外援助和開發的重點板塊非洲（占用中國對外援助資金的一半以上）相接；后者則關乎近年來北京多次討論的“西進”路線，意在經中亞和近東聯通歐洲，除去有助于獲取中國一貫重視的油氣和礦業資源外，還與引發廣泛關注的“高鐵出國”等基建項目有關。亞投行、“絲路基金”與此前的新開發銀行（金磚開發銀行）、非洲共同增長基金等項目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雷同，則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習得的新經驗：多線布局、形成呼應和補充，避免一損俱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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