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6日，我開始了計劃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為我負責的自治區社科基金課題研究需要，同時我也有好幾年沒有去南疆了。這幾年來，和田、喀什等地的情況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迫切需要親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單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開了兩輛車，6人全都是維吾爾族，有兩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員中也有同學、朋友在南疆，因此調查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滿了朋友聚會的內容。我們的團隊中有人家在若羌縣，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們決定來一次環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緣進入和田。我們先到了庫爾勒，經若羌、且末進入和田地區，在策勒縣、和田縣、墨玉縣、洛浦縣、和田市、皮山縣進行了調查，之后進入喀什地區，在葉城縣、澤普縣、莎車縣、疏勒縣、喀什市進行了調查。最后經阿克蘇、庫爾勒回到烏魯木齊，歷時25天。

我們這次調查的重點是宗教問題，其他也包括社會穩定、基層衛生服務、教育、駐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問題這幾年成為了一個政府和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的宗教形態在發生明顯的變化，很多伊斯蘭思潮自境外傳入并對維吾爾族社會產生影響。更有一些極端主義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動。但在眾多來自不同方面的對于南疆宗教現狀議論的聲音中，有些過于強調政治屬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況，有些是沒有看清事情本質，而有些則是人云亦云。這次調查走下來，我的總體感受是南疆特別是和田的宗教形態并沒有所傳的那么嚴重。但不可忽視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已經有了明顯的改變。

具體觀察和討論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的伊斯蘭教思潮變化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維吾爾族社會的伊斯蘭信仰傳統和穆斯林的信仰情況。維吾爾族接受伊斯蘭教千余年來，經過不斷發展變化，到了近現代，維吾爾族社會的伊斯蘭形態選擇的是世俗化的發展方式，共和國的建立，更加強化了這種世俗化的宗教形態。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落實黨的宗教政策，與此同時對外開放力度加大，中東的一些保守主義的宗教思想也開始傳入新疆，試圖影響維吾爾族社會，瓦哈比派的教義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新疆。

瓦哈比派傳入新疆，與兩方面因素有關，一方面我國開始對外開放，境外的社會思潮有了傳入境內的可能；另一方面與當時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有關。瓦哈比派傳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區，當時并沒有引起新疆官方的過多注意，只是在維吾爾族民間引起了一些議論，因為瓦哈比派教義與當時新疆維吾爾族信承的遜尼派世俗主義有沖突。這一派別開始時的傳教活動并不順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權利益的沖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蘭教的反對，政府隨后也注意到了這種矛盾而對瓦哈比派加以禁止。

最關鍵的，是當時維吾爾族的社會價值觀念是世俗化的，當時正逢中國改革開放，全國人民追求的是過上好日子。維吾爾人當時的眼睛是盯在廣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羨慕的是那些去廣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層維吾爾族社會中新形成的集市紛紛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維吾爾語集市）”，T恤衫類的服裝很長一段時間在維吾爾語里被稱作“港衫”。喇叭褲、牛仔褲、花襯衣等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也是時尚，因為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苦生活，大家都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滿期望。維吾爾族是一個具有追求快樂生活傳統的民族，在當時考慮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享受生活的快樂。因此境外瓦哈比主義等保守主義倡導回到7世紀生活的觀念，和維吾爾族人對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維吾爾族社會的拒絕。導致瓦哈比派在維吾爾族社會中并沒有尋找到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這些保守主義的宗教思想除在幾個鄉村發展了一些信徒，逐漸沒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內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對真主的信仰；也有外顯的儀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實踐、行為規范等，如做禮拜、封齋、衣著、飲食禁忌。外顯的儀式性要求既是對內在精神信仰的強化過程，也是區別和衡量信眾的一個標尺。這些年說南疆宗教氛圍日益濃厚，主要是說這種外顯性的活動明顯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東國家式的保守服裝、年輕男性蓄大胡須、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員增加，社會上飲酒、吸煙的人員明顯減少。這些在考察中我們感受非常明顯。到每個地方我們都有朋友，大家聚會肯定要喝酒，傳統上維吾爾族喜歡喝酒助興，但是現在可以喝酒的地方變得很少，而且當地人都要躲起來喝酒。

在策勒縣，由于八項規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們請客把我們拉到鄉村的一個農家樂喝酒。到了和田市，據說全市只有3家維吾爾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許多人是到賓館開房，然后帶上酒和吃的東西到房間里喝酒。我們專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們不賣酒，和田市的維吾爾族商店沒有賣酒的，我們在別的商店買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裝好，回到餐廳喝酒。后來到皮山、莎車、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賓館里或者是偏僻點的農家樂。這一點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顯變化。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蒙面女性明顯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說是隨處可見，特別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營業的女店主們幾乎都只能看到一雙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紀80年代維吾爾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時就曾見過六七個，但和現在大不一樣，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數是老年女性，50至60歲以上；三是穿的衣服還是傳統的服飾，就在頭上蒙一個褐色的大頭巾。而這次在和田市，據我們觀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當然這比外界聽到的傳言要輕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聽到的說法讓我以為和田滿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實不是那么回事。當然這也與地方政府采取的社會干預措施有關，我們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當部分是用頭巾把頭包住，然后戴一個大口罩。因為和田風沙大，你也不能不讓別人戴口罩，這是一個具有地方特點的新現象，看起來很像雙方妥協的結果。毫無疑問，外顯性行為的變化反映出的是內在精神信仰的變化，反映出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的伊斯蘭教信仰在從傳統的世俗化向保守主義逐漸轉變。

我們還需要認識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們說維吾爾族幾乎是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但這并不等于維吾爾族穆斯林是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行為方式，其實維吾爾族穆斯林內部也在宗教實踐上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分層。從目前的現實來看，可以分為四種社會群體。

第一種是“文化穆斯林”，這是最世俗化的一個群體，主要由黨政官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公務人員、大中型企業職工以及大學生群體構成。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禮拜、封齋等宗教實踐活動，一般也不忌煙酒，但依然會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傳統的風俗習慣。

第二種是“世俗穆斯林”。這部分群體主要由農民、普通市民、商販以及一些年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構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們宗教實踐活動的形態更多，比如封齋、做禮拜，如果周五有時間，一定會去清真寺。但他們做這些，只是懷著很樸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襲祖先的傳統。除了齋月期間，其他時間都與文化穆斯林無異，也不排斥抽煙、喝酒。

第三種是“保守穆斯林”。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這個群體在宗教實踐上要求更加嚴格，要求嚴格按照《古蘭經》的內容規范個人社會行為，認為伊斯蘭教的創始階段是理想社會。行為方式上類似清教徒，提倡簡樸生活，反對奢靡浪費，追求內心的安寧清修，但并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第四種是“極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這個群體往往有著強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實踐上與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為規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價值觀上有激進、極端的傾向，有對社會的權力訴求。保守穆斯林比較容易被動員為極端穆斯林。

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群體做宗教實踐的社會分層，重要意義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顯差別，特別是在制定有關政策時，要具有針對性，針對不同的群體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極端主義、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認識和使用上存在混亂的現象，必須要界定清楚，否則容易造成社會治理擴大化。

原教旨主義原是用來形容相信《圣經》中傳統基督教信仰運動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對現代化、世俗化的宗教運動，不管出現在西方還是東方都被人們冠名為“原教旨主義”，從而與其他的政治復辟運動相區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最初產生于18世紀中后期，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及宗教危機的加重，同時在阿拉伯世界開始了旨在凈化伊斯蘭教的瓦哈比運動，進而形成新的教法學派“瓦哈比派”。這個學派號召穆斯林嚴格按照《古蘭經》和《圣訓》，拋棄宗教陋習，復歸到《古蘭經》中的黃金時代。瓦哈比學派受到沙特酋長的賞識，進而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運動發展成了一場社會政治運動，為以后沙特王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以瓦哈比派為國教的沙特王國的建立可以認為是傳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頂峰。

這里我們看到，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意思基本一樣，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義的一部分，而宗教極端主義與它們有明顯區別。極端主義是一種帶有政治目的的社會活動，極端主義的價值觀是扭曲的，而且極端主義的思想從根本上說是背離伊斯蘭教中的基本原則的。因此，極端主義與原教旨保守主義、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區別，這個區別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動。在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活動，毫無疑問是極端主義。而單純的蒙面、婚喪習俗的改變、禮拜次數等都不能當做是極端主義。極端主義雖然打著伊斯蘭的旗號，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個反動的政治活動，這一點必須要定義清楚。一個例證是：沙特阿拉伯內政部今年3月７日發布聲明，將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等組織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并要求在國外進行所謂圣戰的沙特人在15日內回國自首，這表明國家利益遠遠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認為自己受到極端主義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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