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公告》比《雅爾塔協定》影響深遠，《波茨坦公告》決定了戰后歐洲政體的未來。在雅爾塔，英國和美國對蘇聯的讓步事后被西方政治家和評論家普遍譴責為“背叛”，尤其是背叛了反共產主義的波蘭人。正如羅斯福和丘吉爾當時所承認的，紅軍勝利挺進波蘭，使斯大林為最重要的東歐國家所制定的計劃成為既成事實。這使得“倫敦波蘭人”在戰后華沙政府中沒有一席之地，華沙政府將由共產黨影響下的“盧布林委員會”控制。波茨坦會議進一步籌謀了戰后的安排。波茨坦會議要求東歐德意志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化”邊疆和斯拉夫、波羅的海諸國更分散的商業、農業、思想文化聚居區的德意志人——西遷重新定居，在很大程度上使歐洲的種族邊界恢復到9世紀初查理曼帝國初建時的邊界狀態，一下子解決了最大的“少數族裔問題”，確保蘇聯在未來兩代人的時間內控制中歐和東歐。

蘇聯隨后拒絕配合1945年后德國占領區內舉行的自由選舉，這額外強化了1946年溫斯頓?丘吉爾在富爾頓（Fulton）發表演講時宣稱的共產主義歐洲和非共產主義歐洲之間的“鐵幕”。1918年的戰后協議導致霍亨索倫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的崩潰，從中催生出自治的“后繼國家”，使其政治局面變得特別多樣化，1914年前這兩大帝國曾經掌控歐陸的東半部。波茨坦會議則果斷地簡化了這種局面。在1945年后的歐洲，易北河以西仍然屬于民主政體；易北河以東則實行單一的政治制度，由斯大林的蘇聯控制和支配。

1945年后，易北河以東地區被迫接受斯大林主義，以這種方式解決了“德國問題”，這個問題自1870年以來一直困擾著歐洲。這并非解決了如何締造持久和平的問題，無論是在歐洲，抑或是在全球。1943年在德黑蘭，美國、英國和蘇聯同意建立聯合國取代國際聯盟，發揮更大作用。1945年4月，聯合國誕生于舊金山。聯合國本是維持國際和平的工具，各成員國提供兵力組成聯合國軍，負責指揮聯合國軍的總參謀部受安理會（包括英國、美國、蘇聯、法國和中國5個常任理事國）管轄。蘇聯反對組建總參謀部，加上其后動用了否決權阻止維持和平的決議通過，很快削弱了安理會的權力。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或者被理解為布爾什維克重新致力于激發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或者更實際地被理解為以軍事進攻威脅西歐反共國家，借以鞏固1945年蘇聯取得的勝利，這種外交政策并沒直接挑戰聯合國的地位。撇開贊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民主政變和1948年對柏林實行封鎖，戰后斯大林并沒采取措施直接威脅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所締造的歐洲穩定。他在其他地方挑戰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菲律賓，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是在朝鮮半島， 1950年6月，他支持共產主義北方進攻非共產主義南方。

事實上，1945年8月后，蘇聯讓它在歐洲的軍隊復員，和美英同樣迅速，如果并非同樣徹底。到了1947年，紅軍的規模銳減三分之二；剩余軍隊仍然足以超出美國和英國占領軍數倍——1948年萊茵河的英軍只有五個師的兵力，巴伐利亞的美軍只有一個師——雖然蘇聯的持續優勢促使北美和西歐于1949年形成北大西洋聯盟，但是這種差距并沒使蘇聯冒險將領導權拓展到易北河以西。

對此存在多種解釋。一種解釋是，盡管蘇聯的外交政策粗糙嚴酷，但是這種外交政策由一種截然不同的律法主義加以指導，這種律法主義將蘇聯局限于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所確定的勢力范圍。另一種解釋是，美國對核武器的壟斷，嚴格來說持續到1949年，但是其后十年間也發生了效力，阻止了蘇聯在外交政策上的冒險。第三種解釋，也是在爭論中最令人心悅誠服的解釋是，戰爭的創傷壓制了蘇聯人民及其領導想要再度體驗的念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產是令戰勝國而非戰敗國相信戰爭的代價超過其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產，可以說，是讓戰勝國和戰敗國都相信這一點。自從法國大革命以降，“每個人都是戰士”是先進國家組織軍隊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組織社會的原則，這一原則于1939年至1945年達到頂峰，這樣做使這些國家承受了巨大痛苦，以致它們將發動戰爭的概念從其政治哲學中剔除出去。美國的戰爭損失最小，獲益最多——1945年，戰爭使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世界其他國家加在一起還強大——能夠積攢足夠多的國家認同去打兩場規模小但損失慘重的亞洲戰爭，一場在朝鮮，一場在越南。就人力損失而言——如果不談物力損失——英國歷經戰爭而相對安然無恙，它仍然保有進行一系列小規模殖民主義戰爭的意愿，法國也會這樣做——法國是另一個人力損失不太嚴重的國家。相反，縱然戰后蘇聯向假想敵顯示肌肉，但是卻避開讓其士兵直接冒險的武力對抗；最近，蘇聯闖入阿富汗，陣亡人數是美國在越南陣亡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似乎強化而非削弱了這種看法。自1945年5月以來，盡管1956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恢復征兵制度，但是沒有一名德國士兵被敵人所殺，這樣，死亡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不是越來越大。日本是1939年至1945年最無所顧忌地發動戰爭的國家，如今受到戰后憲法約束，規定無論任何情況下訴諸武力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都是不合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家都沒愚蠢到宣布，打這場仗是為了“以一場戰爭終結所有戰爭”——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政治家所做的那樣。然而，這可能恰是其持久的影響。

節選自《二戰史》約翰·基根/著 李雯/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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