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緬甸，世界都在說它正發生巨變，但究竟是最近的事情，還是早已經開始的動態？研究緬甸，很多人容易將軍政府妖魔化，以為只要研究透它，便知道緬甸何去何從。事實上，由于緬甸有著漫長的國境線、135個民族、復雜的歷史和獨特的宗教社會情境，使得這個國家比想象中更復雜。

受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南海輿情平臺資助，筆者在4月-5月進行了近20天調查，也從中尋找對緬甸更有意義的新知識和新工具。

對緬研究應拉長時間軸

筆者認為，關于緬甸的研究應該用更長的時間軸，不應簡單以1948年為限，專注在昂山將軍、昂山素季和軍政府身上，而應追溯到1824年的英國殖民時期，并在這個殖民和后殖民時間線索之下，去分析緬甸作為一個王朝敗落和復興的過程。

研究歷史的人會提到中國的鴉片戰爭、百日維新、戊戌變法，也會提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近現代之后日本如何對現代技術、知識系統和統治方式進行演化的過程。筆者認為，東南亞的許多國家都存在這種代際之變、亡國滅種之痛和帝國榮光的想象。以緬甸為例，2013-2015年，圍繞中緬油氣管道展開的多次大規模抗議，以及對密松、萊比塘等項目的擱置，并非簡單的軍政府屈從國內反對黨壓力的民變，它有著某種帝國隱喻的因素。

具體來說，現代的經濟互動和地緣政治較量，都試圖從歷史記憶和想象著手，但是現實層面，例如中國建設的油氣管道并非只是中國一國的事情，其油氣的開發、生產和盈利實際上與多個國家共同分享，并真正開啟了現實意義的南部出海口。

對于被喜馬拉雅山、橫斷山、無量山等群山阻隔的西南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出海口，中緬油氣管道的挖掘打通了一個歷史想象通道，勢必造成周邊國家對自身傳統疆域和地理控制的緊張情緒。要知道，日據時代中緬通道曾是中國翻轉反法西斯戰爭的關鍵，而滇緬公路更像是原始的“馳道”和輸送小路，遠非具有現代戰爭和社會意義的國際大通道。現在的云南正試圖通過這個通道，建立一個集現代化、科技化、集群化為一體的橋頭堡式的現代戰略物流網絡。

長期以來，中國對核心命脈的判斷多集中在幾個河流三角洲和海域經濟體，對邊疆治理和國際通道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一放就亂，一管就死”，“亂放亂管”卻造成“又亂又死”，也出現了大量社會死結。邊疆、邊境、邊界的問題往往被當作政治任務、防范風險、革命輸出通道、社會問題擴散等方式來理解和處理，造就與周邊國家交往的被動和滯后局面。

而事實上，由于邊境地區往往是中緬兩國的傳統文化富集、核心生態區和國際通道區，長期以來由于缺乏社會建設章法、前瞻設計思路、落地執行人才，最終造成這一區域的現有困局，并進一步產生連鎖反應，威脅到兩國的核心區域。

中緬兩國交往應該轉變思維

從這一點說開去，中緬兩國亟須處理三個歷史遺產問題。

首先，對于緬甸而言，西南中國往往代替了整體中國。因而，中緬真正發生關聯并非由北京決定，而是“云南決定”，云南的水平決定了中緬互動的水平。中國政府應該意識到，中國在緬甸許多核心利益的損害和形象破壞，時常是通過云南作為中介產生的。在地方政府治理手段落后、經濟組合乏力、社會傳播受限、政治賦權不足的情形下，云南時常造就一個負面的中國形象。

其二，緬甸現有的軍政府和中共政權是在類似的“社會政治子宮”中孕育出的“胚胎”，即都是在日本撤出東南亞之后的民族獨立政權，同時承擔著民族復興和經濟改革任務，管理著相當多元的族群，面臨著嚴峻的發展問題和社會拷問等。中緬兩國都面臨著執政黨如何在甲子年之后適應民眾的政治審美疲勞，以及社會各界對變革的渴求。這個意義上，中國和緬甸存在大量共同的政治和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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