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志愿軍各級均成立了防疫委員會或防疫領導小組；根據作戰或駐防區域劃分了防疫責任區并建立了疫情偵察勤務；普遍進行了反細菌戰的防疫動員和防疫衛生知識教育，按規定注射了鼠疫、霍亂、五聯等各種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兩次，霍亂、五聯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達100％，對主要交通線兩側3華里內及部隊駐區大部分朝鮮居民共450萬人注射了鼠疫疫苗；開展了撲鼠、滅蠅、保護水源、清理駐區衛生的運動。志愿軍共指定7個傳染病醫院，軍以下單位也建立了專門的傳染病醫院、醫療收治組或臨時隔離室，以收治、隔離被美軍施放菌毒傳染的病人。志愿軍總防疫委員會還制定了反細菌戰個人、團體、伙房三大“衛生守約”，下發到每班2份；對2393名衛生防疫人員進行了短期訓練。

為加強志愿軍的反細菌戰檢驗和防疫治療工作，國內先后向前線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蟲學、細菌學、流行病學、毒物化學、病理學、營養學等50余名專家和數百名防疫人員，為前方提供1598.3萬人份鼠疫疫苗，651萬人份四聯疫苗，284.5萬人份五聯疫苗，32.3萬人份斑疹傷寒疫苗，80萬余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萬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劑4.29萬公斤。[3]

采取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發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國將細菌戰的范圍擴大到中國東北地區，中共中央按預定部署進入反細菌戰全面采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

3月4日，周恩來召集聶榮臻等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部署東北及沿海地區全面進行反細菌戰防疫的措施。5日，毛澤東在聶榮臻和粟裕關于反細菌戰措施問題與蘇聯顧問商談情況的報告上批示：“照辦。應嚴重注意這個問題，應用一切有效辦法，進行防疫工作”。[4]經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與蘇聯政府協商后，3月1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蘇聯增派一個“能在復雜天氣及夜間條件下作戰的一個蘇聯噴氣式驅逐機師(兩個團)進駐中國東北”，擔任攔擊散布細菌之敵機。[4](p.17)3月12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同意增派一個噴氣式驅逐機師進駐中國沈陽地區。同日，中央軍委決定，為防止細菌和病疫的傳播，除在志愿軍部隊中和東北地區進行消毒、注射、化驗和必要的隔離外，對鐵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規定：“(一)凡由朝鮮進入東北和由東北進入關內的車輛，必須進行消毒，鴨綠江各口岸車站和山海關均分別設立防疫檢驗站，專門負責來往車輛和人員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關內進入東北和朝鮮的人員，均須強制注射。凡由東北進入關內和由朝鮮進入東北的人員中，發現有疫狀時，應進行隔離治療。(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資應暫停運回，必須運入朝鮮的物資應妥為包裝。(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員和部隊，應暫停來往和減少調動。(五)凡疫情嚴重的車站與地段，車輛經過時應禁止停車和裝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關防疫總指揮部。19日，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名義，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各大軍區及志愿軍等發出《反細菌戰指示》，對全國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的防疫對象、區域劃分、各區任務、緊急措施、防疫運動、研究工作、宣傳工作、防疫組織等8個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規定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在疫區的主要任務為繼續進行衛生偵察，普遍實行預防注射，殺滅媒介動物，指定醫院準備收容傳染病人，有疫情立即報告，進行疫區封鎖。在緊急防疫區應加強對朝鮮國境江口檢疫工作，嚴格交通管理；進行衛生偵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線上敵人散布昆蟲區域實行普遍預防注射。在防疫監視區應加強與緊急防疫區之間交通要口的檢疫工作，嚴格交通管理，重點進行預防注射，并應與防空部隊協同監視敵機活動。對防疫運動提出12項工作，要求各區根據不同情況，有選擇、有重點的進行。在防疫組織上，除東北已成立防疫委員會外，要求華北、華東、中南各大行政區和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屬縣、市、區、村有關負責同志參加，分別成立防疫委員會，以利防疫工作的進行。華北、華東軍區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隊，華南軍區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隊，關內沿海各省成立300人的防疫隊，所屬各縣成立30人的防疫隊，并組織必要的防疫預備隊等。指示要求各地區和有關部門立即實行，并將進行情況隨時上報。

至3月底，除西南地區外，全國各大行政區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員會；除志愿軍已組織防疫隊外，在國內共組織129個防疫大隊，2萬余名防疫人員；在沈陽、北京、天津、青島等地設立了細菌研究中心；蘇聯派來流行病學、細菌學、昆蟲學、動物學等專家9人，在東北協助檢疫工作；在東北地區國境線上、海港、交通要道設立檢疫站66個，并在山海關設立了防疫總指揮部，負責過往人員、車輛、物品的檢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東北地區完成480萬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華東、中南、華南地區也進行了重點注射。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愿軍共確診和疑似與美軍細菌戰有關的傳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⑩此外，筆者接觸過許多當年曾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志愿軍老戰士，他們一聽有人說美國沒有在朝鮮實施細菌戰、反細菌戰是中國的造假宣傳，情緒非常激動，問，“誰說的，這純屬胡說八道。當年我就親自在雪地里撲滅過美軍飛機布撒的昆蟲。”

這些充分說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系按美軍實施細菌戰對待和采取措施的，當然也組織了揭露和控訴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宣傳運動，說反細菌戰是中國的造假宣傳，是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是毫無根據的。盡管美國當局一直否認實施細菌戰，且沒有公布有關檔案，但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布撒帶有病菌病毒的昆蟲是鐵的確鑿事實。

當時加拿大的和平大會主席、曾在中國當過22年傳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訪問中國時，在沈陽附近進行了實地調查了解，于1952年4月25日在倫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以他親眼所見指出，美國不但在朝鮮而且在中國進行了細菌戰，并聲援中國人民的反細菌戰斗爭。幾十年后，在他過世之前囑托他的兒子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寫一本有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細菌戰的書。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費到美國和中國收集有關資料和訪問當事人，并通過中國有關部門找到筆者，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細菌戰事進行了座談。他說他到美國去收集這方面的資料，“雖然沒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國官方的檔案部門有十幾箱與美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有關檔案沒有解密。他遵從父親的囑托，根據收集到的有關材料和訪問，撰寫完成《美國與細菌戰：來自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一書，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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