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基于“中國中心主義”，李鴻章無法容忍“宗藩解體”，只要還有可能，李鴻章那代人一定會繼續(xù)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制

李鴻章給晚清的貢獻在洋務(wù)新政，他與乃師曾國藩等人發(fā)起了一場異乎尋常的“體制革命”，從強兵到富國，開啟了“同光中興”。

但是，李鴻章不知道中國問題的根本癥結(jié)究竟在哪里。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很早就根據(jù)在歐洲的實地觀察提醒李鴻章，西方的富強并不是簡單的富國強兵，更不是那點堅船利炮，而是一種制度，一種文化，中國必須拋棄“中心主義”錯覺，必須抱有欣賞的態(tài)度看待西方社會的進步，必須從制度層面、文化層面學(xué)習(xí)西方。無奈，李鴻章那代人沒有辦法從傳統(tǒng)中走出，他的理念還停留在“中國中心主義”，不愿直面那個真實的世界。

基于“中國中心主義”，李鴻章無法容忍“宗藩解體”，只要還有可能，李鴻章那代人一定會繼續(xù)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制。所以，當日本吞并琉球，廢藩置縣時，中國沒有幫助，是因為力量不具備。當中國稍有力量，法國人試圖染指越南時，清政府出兵抗爭。因此，當日本試圖踏上朝鮮半島，李鴻章當然不會同意。他幾十年的外交生涯，除與西方列強打交道，就是對日交涉。

與李鴻章情形相當，伊藤博文幾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領(lǐng)日本走向世界，漸漸成為國際主流社會的一員；另一方面就是地緣政治，就是與朝鮮，與中國交涉。不過，日本畢竟經(jīng)過“近代化”洗禮，日本對朝鮮的覬覦、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韓合邦”之前，也就是說，在伊藤博文被刺殺之前，說到底還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勢力范圍”，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宗藩體制。

像西方國家一樣，日本出于地緣政治考量，一直試圖打開朝鮮大門，通商貿(mào)易。但朝鮮是中國的屬國，日本像其他國家一樣，沒有中國的幫助不可能進入。而中國出于地緣政治考量，很難主動幫助各國進入朝鮮。所謂“藩國自主”，就是告訴各國不要這樣想。

西方各國沒有順利進入朝鮮，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藩國自主”真切含義。日本利用1875年“云陽號”事件，軟硬兼施讓朝鮮與日本達成通商協(xié)議，即《江華條約》。

《江華條約》是朝日直接交往的開始，是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當然不會輕易接受日本的這種安排。此后幾年，中國絕地反擊，利用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重新奪回了對朝鮮的控制權(quán)，讓朝鮮繼續(xù)留在中國的宗藩體制中，盡管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藩邦僅剩下朝鮮一個。

為甲申政變善后，伊藤博文專程前往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李鴻章此時正忙于越南問題善后，擔(dān)心日本借題發(fā)揮，讓中國兩面受困。特別是，李鴻章很清楚，甲申政變在最后關(guān)頭出現(xiàn)有利于中國的轉(zhuǎn)機，主要是因為駐扎在朝鮮的袁世凱當機立斷，率兵沖進朝鮮王宮，趕走了日本公使。

李鴻章?lián)囊撂俨┪脑谶@些細節(jié)上糾纏，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遠的考慮，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釋。

伊藤博文的大度讓李鴻章感動。感動之余，李鴻章做出一個令人詫異的自選動作，鄭重其事告訴伊藤：

我有一大議論，預(yù)為言明，我知貴國現(xiàn)無侵占朝鮮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zhàn)；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zhàn)；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皆當派兵救護。緣朝鮮關(guān)系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六，37頁）

李鴻章顯然是對伊藤立場的善意回應(yīng)，其作出的讓步遠遠超出伊藤預(yù)想。伊藤對這段話非常感動，希望兩國按照這個思路共同維護東北亞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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