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論者指出，鄭和大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積極經營海外政策的標志，事實上這只是歷史的表象。鄭和下西洋雖然具有發展海外貿易的性質，但仍是在傳統的朝貢貿易體制下進行的，時間、地點、人物、船只、貨物數量都有嚴格限制;這種貿易是一種特殊貿易體制，其方針是“厚往薄來”，是一種不等價的賠錢的大買賣，目的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一方面希圖彰顯“萬邦來朝”盛況以顯示威力、渲染太平、滿足虛榮心，一方面嚴格控制海外貿易;一方面對海外奉行開放政策，一方面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下西洋與禁出洋同時推行——這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

中國走向封閉和保守的傾向

人們在談到鄭和下西洋時，常常驚嘆其“云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天妃靈應碑》)，感慨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馬歡《瀛涯勝覽》)，稱頌其“寶船”之大，航程之遠，所到國家之多。但縱向(與中國既往歷史時期相比)和橫向(與歐洲稍后時代的航海相比)兩方面對比，會對人們有更多的啟發。

有學者指出，早在宋元時期，我國造船業和航運業已非常發達。指南針在北宋時已應用于航海，南宋時已成為中國海舶普遍的導航手段。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異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宋代出使高麗的“神舟”，其規模與鄭和“寶船”不遑多讓。宋元時期中國帆船和華商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角，其活動領域之廣也遠非前代可比。從中國人所到的國家和地區來看，據唐、宋、元史料看，這些時期中國對東南亞與印度洋國家和地區的了解已相當豐富且日益增多。唐代前期宰相賈耽考訂的《廣州通海夷道》，提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的29個國家和地區。南宋后期《諸蕃志》記載南海53個國家和地區。元代前期《大德南海志》記錄了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142個。元末《島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達200多個，其中99個國家和地區是作者汪大淵親身所經歷、耳目所親見，遍及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僅在《島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產和商品的種類就達352種。鄭和所歷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未超出元代華商活動的區域，所獲得的海外資訊整體上也未超出元代華商所知。從船只航線來看，鄭和下西洋對未知海域的突破進展不快，基本是沿著宋元以來的傳統航線西行，前三次航行大體上是在印度以東的傳統朝貢區和貿易區之內，航線基本上是重復的，第四次航行才開拓了訪問西亞和東非海岸的新航程，第五、第七次航行路線與第四次大體相同，第六次航行可能比第四次更遠一些。

自梁啟超等人以來，人們就在不斷將鄭和下西洋與同世紀歐洲大航海活動進行對比。的確，從年代早晚、持續時間、出洋次數、船隊規模、船只噸位、參與人數、組織力度、里程總計、資金多寡、一些裝備的優劣與航行技術、所動員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看，鄭和船隊多方居于領先地位，足以讓中國人為之自豪。在15世紀大航海探險開始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技術發展水平都高于西方。但是，西方的航行開啟了世界歷史的一個新時代，而鄭和的航行卻只是對中央王朝往日輝煌的挽留和緬懷。此后的中國與歐洲走上了不同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鄭和的航行與歐洲的航行相差了一個時代，不但不是中國古代對外開放的表現，而且恰恰體現了中國走向封閉和保守的傾向。

有人盛贊鄭和下西洋“吹響了人類向藍色海洋進軍的號角，拉開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序幕，開辟了中國通往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這種說法顯然是缺少基本歷史知識的反映。而稱“鄭和船隊訪問了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侵占別國一寸土地，沒有掠奪他人一分錢財，沒有販賣非洲一個奴隸。以中國當時的實力，‘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世界一流船隊訪問的目的，不是搶掠土地、索取財物和奴役他人，而是為了開展交流、發展友誼、拓展貿易”，這就不是在討論鄭和，而是在對近代西方殖民列強展開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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