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學者出身、但終生致力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固然看重鄭和“每次都帶回關于地理和海路的豐富資料，以及南洋各島在印度的大量物產，像駝鳥、斑馬和長頸鹿等一類動物”等科技史料，也試圖回答“進行這幾次遠征的原因”的問題，“可能是為了要用海路來補償陸路對外貿易的萎縮，也可能是為了擴大朝廷的威勢……無論如何，這種遠征的停止也像它的開始那樣突然，原因同樣也不清楚”。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劍橋東南亞史》則從東南亞史角度強調明朝初年(不僅僅是鄭和遠航過程中)對馬六甲海峽地區的安全的關注，指出明朝“甚至取得了滿者伯夷(爪哇古國——引者)的同意，擔負起了維持其(指海峽地區——引者)治安的職責”，而滿者伯夷“并無能力拒絕此類要求”。該書并強調與“北蘇門答臘胡椒生產地”和新建港口馬六甲的統治者建立的特殊聯系，“這使馬六甲得到了數十年的保護，直到15世紀30年代中國在海上占有的地位被突然放棄為止”。這是更加注重明初在東南亞的經濟利益，對安全的關注和海上地位的占有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

從費正清初次發表其觀點已過去幾十年，看來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探索依然不得要領。或許正如伯特蘭?羅素在評論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回信時所說“人們只有等到不再認為乾隆所言甚為荒謬時才會理解中國”，只有不再認為明初航海活動悖謬時才能理解這些活動。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對外宣傳中的觀點不能取得外界認同。

在中國，對鄭和的現代研究始于20世紀初內憂外患的危難時期。一些先進學者重新發掘鄭和事跡，從中華民族輝煌歷史中汲取養分，激勵國人奮發圖強。1903年9月上海《大陸報》第11期發表未署名的《支那航海家鄭和傳》一文，是中國以科學方式研究鄭和事跡的肇始，該文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觀照鄭和事跡，希望以鄭和事跡激勵國人重振國家海權，喚起民眾愛國熱情。1905年5月，梁啟超(署名“中國之新民”)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將鄭和事跡放在世界航海探險史大背景下考察分析，指出了鄭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并發出“哥倫布以后，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通譯達?伽馬——引者)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后，竟無第二之鄭和”的沉痛追問，以喚起國人對鄭和的重新關注。

幾十年來，我國鄭和研究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尤以1985年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紀念和2005年600周年紀念活動為兩個高潮，眾多學者奉獻出豐碩成果。但平心而論，梁啟超時代那種悲情意識尚未擺脫，而近年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又助長了一些學者、媒體、公眾和官員一種基于民族自豪感的虛驕之氣，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那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成果，本文所指的脫離史實美化拔高，即是其表現。而一些學者和媒體對所謂“鄭和船隊發現美洲”等虛假命題的熱衷，亦是如此。

此外，由于年代久遠、只有中國單方面的史料、所經地區歷史和人文環境的滄桑變化等原因，我們已難以全面確切地體會鄭和遠航所到之處當地人當時的真實感受。但如果進行換位思考，或是以現實的對外交往和國際關系中的經驗推己及人，或許中國方面在提及鄭和時應該有所克制。當中國自豪地宣稱鄭和在宣揚和平政策時，沿途國家在心里是否接受這種說法?

因此，在我國對外交往中，可以多談絲路，不妨少談鄭和。

文/徐波 原載于《領導者》總第64期（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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