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一帶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對外經濟項目是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一個愈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必須從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視角去看待它們。由此而來的一項重大要求，是盡管其中的不少組成部分必須優先服從非經濟、非財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戰略目的，為此至少在一段時期里接受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負面效應，然而它們總的來說，必須產生廣義和狹義的經濟、財政利潤，否則從長期來說所需的中國國家資源將難以為繼，如果不為此過分減扣中國經濟、財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資源投入的話。也因此，審慎地從事經濟、財政評估，不讓它們總的來說成為至少中長期意義上的“虧本”項目，是推進“一帶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設項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線”。而且，由于它們大多將處于經濟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境內，這必需或“底線”特別要在規劃和實施中予以注意。

最后，還需就此談到中國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問題。“一帶一路”創議在中國引起的空前大熱潮，主要面向中國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緣的高鐵輸出，中巴經濟走廊創設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倡議，外加中國在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區域進一步擴展經濟存在的宏圖和實踐，所有這些動態伴有一種不利的政策觀念，那就是它們導致中國的許多官員、機構、學者和媒體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說的對外開放“再上一層樓”壓倒性地置于中國西面，或曰“西進”，而太少考慮、呼吁和規劃“東進”，亦即中國穿過和跨越太平洋的進一步經貿突進，或曰與美國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太平洋發達國家的更大規模的互惠開放。這是一種中長期后果可能相當嚴重的失衡或偏頗。

誠然，中國可以從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緣――所設想的“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取得能源和礦產，獲取某些錢財，為某些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響。可是，中國已經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礦產來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錢財，而且在那里已經有重大的外交影響，何況為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處大致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因為這有可能減弱調結構和搞改革的“倒逼動力”。

從長遠的升級式發展來說，中國相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廣義技術，而這基本上只能從中西歐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國必須進一步穿越和跨過太平洋，以擴大而非縮小美國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國資本的中國市場準入為交換條件，爭取大大增進中國對這些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爭取其中最大最深遠的裨益，即吸取廣義的先進技術，加速中國進入世界貿易、技術、操作管理的高端的進程。簡言之，在這方面中國應當爭取以小換大，至多以大換大。在不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許從長遠說更要――向東看的意義上，經調整而實現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是一大要務。

二、南海問題的戰略應對

問：您如何理解南海問題的性質，包括它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定位？

時殷弘：我們現在對南海問題的認識很深入，但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現在看來還沒有充分的條件真正去講清楚九段線的基本法律涵義是什么，因為沒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戰略涵義。九段線本來就是比較剛性的，因為要講法律就幾乎都是剛性的，特別是有關最根本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前面已經著重講過新興強國對既有強國這能動過程的一個基本的互動邏輯。換句話說，新興強國容易傾向于漠視或輕視克勞塞維茨說的“勝利的頂點”，既有強國則較容易傾向于漠視或是延宕規定“退縮的底線”。這種形勢可能在南海問題上有所浮現。從長遠趨向上來看，理解這個邏輯有助于我們在根本戰略層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問題，中國還有更大的總體戰略任務。在戰略大局中，有一個問題很突出，就是不管由于多么復雜多樣的原因，中國周邊對外關系狀況總體不佳。與此同時，中國過去多年花費很大精力營造的對美關系到現在為止也很復雜，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這兩者之間有大聯系：中美關系狀況的風波和負面動蕩很大部分源自周邊的半島問題、日本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等。中國需要遵循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戰略大局，搞好周邊，經營亞洲，最終勸使和迫使美國接受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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