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來，新加坡和中國的關系、尤其是新加坡究竟在奉行什么樣的南海政策，一時成為了國內媒體關注的重要熱點。繼《環球時報》胡錫進總編和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之間的隔空論戰之后，媒體又引用中國軍方專家的評論，強調應該“讓新加坡付出代價”。一時間，新加坡似乎成為了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專門和中國“過不去”的國家，懲罰新加坡這個中國南海政策的“攪局者”的言論四起。然而，如果因為新加坡的南海政策而實質性地傷害中新關系，實在沒有必要。

新加坡大使和中國國內知名媒體間的“碰撞”本來是好事。新加坡英文版的《海峽時報》9月27日全文翻譯和刊登了《環球時報》有關批判新加坡外交官在委內瑞拉不結盟會議上表現的文章；《環球時報》6月28日則全文刊登羅家良大使的來信，同時也刊登了胡錫進總編回應羅大使信件所提問題的復函。雙方的觀點有來有往、解疑釋惑、公開刊發，這本來是展示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中國媒體開放、坦誠的一個積極事件。然而，因為中新雙方有不同的南海認識、對委內瑞拉舉行的不結盟會議上新加坡表現有不同的認識，就此斷定新加坡“反華”，并由國內媒體連續發動“懲罰”新加坡的“討伐聲浪”，則既是對中新關系的誤導，又說明了某些人或許在“看世界”問題上未免促狹和片面。

什么是新加坡的南海政策？首先，新加坡確實是當前中國南海政策的批判者。這是事實。但總的來說，新加坡是中國南海政策還算含蓄的“批判者”；新加坡政府就南海問題解決的原則立場上，強調尊重國際法，基本不提及南海主權的歷史沿革和中國最早提出南海諸島主權主張的歷史事實。作為中國的亞洲鄰國，新加坡在南海主權爭議上雖說對歸屬不持立場，但只重法律、不重歷史的南海問題認知，對中國是不公平的。

在眾多的雙邊和多邊國際場合，新加坡對南海問題解決途徑的政策宣示，肯定是更傾向于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表”。但新加坡的南海立場還是顧及了新中關系，并不是一個高調的、赤裸裸的“批判者”。7月12日菲律賓南海仲裁裁決公布之后，新加坡外交部的反應相對還算含蓄，并沒有對這份存在著“深層缺陷”的仲裁裁決大唱贊歌。在7月25日的中共-東盟萬象外長會議上，新加坡對于中國和東盟達成的這份強調雙方回歸2002年《南海行為宣言》、不提及仲裁裁決的聯合聲明，總體上是支持的。

其次，新加坡是當前中國南海行動的一個強烈的“憂慮者”。因為專業研究的需要，筆者經常來回新加坡，對于新加坡政府和社會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清楚。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的“中國擔心”，一是體現了新加坡政治、社會和文化教育的“西方特質”——毫無疑問，在所有的東盟國家中，新加坡是最“西方化”的。二是體現了新加坡外交和戰略的傳統，那就是新加坡一定要坐在東西方之間，更多地代表西方的價值和利益觀念來審視和解讀“東方問題”。這是新加坡的歷史、戰略和國家地緣政治環境所決定的。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到李顯龍，新加坡的這一“外交特色”從來沒有改變過。

第三、新加坡也是當前中國南海政策的一個清晰的“合作者”。新加坡很清楚，盡管在南海問題上新加坡的立場是坐在“西方這一邊”，但腦子里必須想著“東、西”兩個面，這是新加坡的利益決定的。且不說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商業伙伴，中國在新加坡的投資、旅游和商業往來給新加坡繁榮帶來的重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作為就坐落在馬六甲海峽口上、以重商主義和自由經濟立國的新加坡，無法回避和中國廣泛而又密切的經濟、商貿和社會聯系，更無法承受南海局勢出現危機、甚至軍事沖突。保持新加坡的繁榮，就必須保持南海的穩定，保持各方之間的協調，尤其是保持和中國的合作。

新加坡雖然在嘴上說它在南海諸島和海洋權益爭議問題上“不選邊”，但新加坡對南海爭議解決方式上早已“選好了邊”。這是因為新加坡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永遠都是“選邊”的。新加坡是美國的軍事盟國，美國在樟宜有駐扎有軍艦。新加坡允許美軍從2015年起使用新加坡空軍基地起降美國最先進的P-8空中偵察機監視南海。新加坡總理李顯龍9月29日訪問日本時在日經國際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說，大談新加坡“不會在各方之間討巧”，新加坡對中國崛起和東亞地緣戰略局勢變化的“憂心忡忡”，其實都反映了新加坡在地區政治和安全事務中早已“選好的邊”。

更進一步來說，新加坡作為華人占據國民主體的國家，為了在東盟中保持顯著地位，推動東盟團結來發揮東盟這一中小國家組成的次區域組織在東亞政治中來自不易的“東盟中心主義”，新加坡長期以來有意識地把拉開與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差距作為選項。中國的媒體和民眾對新加坡的南海政策、以及支配這一政策背后的新加坡外交和戰略，中短期內不必抱有幻想。如果以為中國可以通過媒體的“文攻武衛”，而使得新加坡放棄“選邊”、或者可以重新選邊，那一定很幼稚。“懲罰新加坡”產生的后果或許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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