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對中國來說，最有利的局面是堅持安理會決議原則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范圍去制裁朝鮮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不同意將制裁擴大到與之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或者說，寧愿安理會決議進一步推遲產生，也要勸使和迫使美國及韓國讓步，不變更歷來對朝制裁決議的上述根本原則，以便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系方面必需的靈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鮮對華經久的敵視態度，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鮮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大亂，或者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樣，“單邊”和自主地對朝鮮某些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采取制裁，它們可以因形勢和需要的變化，自主地予以緩解、暫停或結束。然而，鑒于美國和韓國方面此次決心空前，強烈堅持要在安理會制定極其嚴厲、非常廣泛的對朝制裁決議，而且已采取或準備采取一系列就半島和平穩定及中國戰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險的舉動，因而中國方面在朝核問題上受到來自美韓的壓力亦屬空前。

隨著安理會通過新的對朝制裁決議，中國上述最佳選擇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為履行這個空前嚴厲、空前廣泛的制裁決議而損害中國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嚴格履行該決議，這對于實現如下三個目的而言是極有必要的：即嚴厲懲罰朝鮮對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侵害，保護和彌補中韓關系，堅決阻止在韓國部署美國薩德反導系統，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時間以后，需要為了中國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漸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會制裁決議的方針，并且大致不采取中國國家對朝鮮“單邊”制裁，除非朝鮮做出新的非常嚴重地侵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事情。

不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會對朝制裁新決議中帶有陸海空封鎖性質的強制檢查條款時，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靈活性，絕對防止因此發生小規模沖突。同時，對禁止成員國國內的朝鮮銀行分行活動條款的履行也要盡可能保留些許靈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損毀中朝“無害貿易”。從朝鮮進口與其核項目和導彈項目無關的煤炭和鐵礦不在安理會決議禁止范圍內，可以適當多進口一些，以便牽制朝鮮對華態度惡化。

順便可以談論中國在朝鮮新近核試驗之后公開提出的關于兩項談判彼此平行和交織進行的提議，即提議發動談判，旨在締結美朝和約，以此取代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與此同時恢復和進行半島無核化談判，該談判由于2009年朝鮮退出而中止。這個提議遭美韓兩國迅速拒絕，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還可以深入思考的是，這個提議實際上是基于幾項可疑的前提：朝鮮發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危險，或者說是遏阻美韓對朝的“常規”軍事威脅；朝鮮會相信可設想的、美國據朝美和約承擔的對朝承諾；朝鮮不會利用半島無核化談判從事戰略性欺騙，這種情況在金正日時代就曾經反復出現。

從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總體和長期的重大戰略利益出發，中國有必要為適當時候改善中朝關系、恢復中國對朝鮮對外政策的積極影響留下合適的余地。一方面，這種余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朝鮮的行為決定。朝鮮勞動黨于2016年5月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金正恩對此高度重視，為之“大押底牌”，同時朝鮮的核彈頭技術和中遠程核武運載技術經過幾年新發展和數次新試驗之后，被公認有了顯著進步。此后一段時間內，朝鮮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蟄伏”狀態，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試驗以前歷時約三年的狀態，其間朝鮮沒有進行核試驗和中遠程導彈試驗，也沒有對韓國作重大的軍事挑釁。倘若如此，就可以為中國改善中朝關系提供起碼的條件。另一方面，中國在這方面可用的合適余地也由中國自己決定。如果牢記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難情況下平衡這些利益，防止揚此抑彼或取此舍彼，決不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中國就能在機會來到時站在迎接這一機會的有利地位，以利于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維護總體和長期的重大利益。（注釋略）

文章來源：《領導文萃》2016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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