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很可能是作為某種戰略審視的結果，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急劇實行一種有利于“戰略經濟”的重大決策，它基于中國巨大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廣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項緊迫的國內需要，那就是在國內經濟增長緩慢、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力求顯著增進境外對中國產能的需求?？紤]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國分別與日本和美國達成兩項重要的安全協議，即中日“四點共識”和中美防止雙方軍艦軍機沖撞協議，情況就更是如此。總之，中國政府已經并將在未來一個時期內繼續將其對外政策的著重面“分叉化”，使“戰略經濟”成為其優先議程上另一個重大維度。

雖然先前以“戰略軍事”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價和風險，但這些并沒有令中國膽怯。“戰略軍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國當前基本的戰略態勢或是戰略復合態勢之中。中國戰略軍力繼續加速度急劇增強，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必定仍將如此。在這方面，世界已經看到關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軍備競爭和更廣泛的戰斗力競爭顯著浮現，涉及海上、空中、網絡空間甚至外層空間。在這方面一項新的潛在重大事態在于：美國同韓國不顧中國經過艱難磋商后最終同意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實施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制裁決議案，執意準備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此舉將嚴重削弱中國現有的戰略威懾能力，成為加劇中美戰略武器競爭的一個重要動因。中國武裝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的軍事斗爭準備也正在加速進行，在南海和東海方向伸張自身海洋權勢的決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島五至七個島礁同時大規模擴島、建設包括飛機跑道在內的軍民兩用設施，這些都作為當今的首要事態，看來多少有點像“決定性的一擊”，從而加劇了中國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立，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系，促使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的盟國、準盟國及其他戰略伙伴著手構建互相間的安全合作網絡。由此開始，在短時間內，美國屢次派遣軍艦軍機挑釁性地前往中國擴建之后的島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進入其12海里周圍水域，中國則在南沙和西沙群島部署地對空導彈、先進戰機和先進雷達，并且針鋒相對地出動軍艦軍機與美對峙。不僅如此，中俄兩國間的戰略軍事協作迅速進展，特別是俄羅斯先進軍事裝備和技術加速對華輸出，還有中俄兩國海軍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聯合軍事演習。

因而可以說，中國當前關于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路徑是一種復合的復雜路徑，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轉變看起來像是一個戰略擴展，但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與此同時，在“戰略軍事”的若干重大方面與“戰略經濟”的需要之間，實際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認或漠視的抵觸情形；在戰略權衡思考和戰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國應該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以求盡可能減少“戰略透支”的可能性。

問：在“戰略經濟”層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況？

時殷弘：在“戰略經濟”領域確有審慎從事的必需，否則“戰略透支”風險會在另一大領域生成，甚或變得嚴重。就此，需要就“一帶一路”以及“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和高鐵項目輸出等等的設想和籌劃去思考相關問題。它們歸結起來，就是要心態審慎、政治審慎和戰略審慎。

必須深入認識別國充分參與創設的必要性，連同為此進行更充分的國際協商的必要性；必須將它們真正做成國際集體事業，因為這樣才能消減外部阻力，爭取它們的真正成功?，F在關鍵的瓶頸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權和地方主動（就“一帶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動）的中國國內，而在于中國與多個擬合作國家之間的主要是雙邊的國際磋商和談判，它們遠為復雜、能動和滯后。

應當回過頭來更深入地理解“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事業，也是廣泛的國際共同事業。要真正認真地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探尋它們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國界定它們需要什么。在這個至關緊要的方面，必須充分重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當代生活經驗、包括發展經驗的對接。不能想當然地設定中國當代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路徑廣泛適用，普遍歡迎，而漠視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復雜的特殊性，甚或出現在有些場合相反的取舍傾向。否則，我們就會重蹈自己反復批判的西方普遍主義的覆轍。

還有，至今為止關于“一帶一路”的創議幾乎全都來自中國，這是不應當的；需要將某些重大的創議著意留給別國，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動員”，并且由此增長別國的合作主動性和積極性。還須明確地認識到，中國方面的有關戰略規劃只是所需戰略規劃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有與合作國家的共同的戰略規劃；而且，前者還須按照后者予以調整。

不僅如此，中國還必須注意少說多干。說得過熱就一定會加劇俄羅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發和加劇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猜疑。在中國這里，“一帶一路”的對華地緣戰略意義大致只應關起門來自己講，不應少有顧忌地公開講，否則只能“證實”外國的擔憂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認識到，在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領土上建設龐大的基礎設施體系有著幾乎“天然的”敏感性。這些國家當然有關于長遠的主權、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問和擔憂。這類建設“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義性質的疑慮，激起民族主義籠罩下的國內政治論爭和相關的不良效應，如果中國做得不夠恰當的話。還有，關于外國的疑慮、擔憂和利益追求，要認真研究它們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與不合理的，中國應該如何更合適地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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