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軍工信使》周報2014年第26期刊登了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Алексей Арбатов）的文章——《核天花板》（ЯДЕРНЫЙ ПОТОЛОК）。文章認為，核遏制是冷戰時代的產物。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核裁軍取得顯著進展，核遏制似乎在逐步失去存在的根據。但烏克蘭危機似乎標志著新冷戰已經拉開帷幕，這勢必會使核遏制思想再次抬頭。但作者認為，在新的政治軍事形勢下，核遏制并不會帶來地區戰略穩定，也不是核武器越多，國家就越安全，而且核武器早晚會落到國際恐怖組織手中。作者對全面核裁軍的前景表示悲觀，并認為：反導防御系統、常規戰略武器、非戰略核武器和其他大國的核潛力等戰略核力量平衡以外的因素對戰略穩定的影響越來越大，削減和限制遠程進攻性核武器不能不考慮這些因素。文章編譯如下：
在已經持續一年半多的尖銳的烏克蘭危機過程中，以及圍繞烏克蘭危機，俄羅斯、美國、北約其他國家與烏克蘭一樣，在官方層面上都謹慎地繞過了核武器和核遏制的主題（如果不包括尤莉婭?季莫申科今年3月24日就此問題而發表的愚蠢而不負責任的言論）。但潛藏的核話題和戰略作為當前充滿戲劇性的事件的獨特背景而存在著。無須敘述近幾十年俄羅斯與美國及其盟友們的關系史，也無須介紹當前危機的特點，我們只分析核遏制在當前形勢下所起的作用，以及俄羅斯與西方的新對抗可能對其產生何種影響。
核遏制理論與實踐
首先可以表達一個觀點：核遏制，這是50年代初政治理論家（首先是美國人伯納德?布羅迪和亨利?基辛格）的發明，后來為政治家們和軍方所沿用。歷史上，國家總是規定軍隊的主要使命是打仗。而戰備程度本身往往附帶著成為對敵人施加政治壓力以迫使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手段。除了從核戰爭災難性后果的角度來看，核遏制構想提高了間接使用核武器的方法的作用，該構想在這里并未提出什么新東西。
與此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實際上在核武器70年的歷史中，無論何時都沒有一套系統和一件核武器是抽象地為遏制而研制和列裝的。核武器都是為了按照現實的核戰爭作戰計劃執行具體作戰任務和消滅確定的目標而研制和部署的。存在過相反的辯證關系：新型核彈藥及其運載工具的研發催生了其新的使用計劃或更高效地執行以前作戰任務的方法。可能只有1961年試驗的赫魯曉夫的5800萬噸的“炸彈之王”是個例外，其目的是恐嚇全世界，但由于重量和尺寸巨大而未列裝（沒有一架蘇聯轟炸機能裝下它，導彈就更不用說了）。
核武器的基本悖論在于：理論上研制和擁有它是為了遏制，但實際上總是服務于具體的戰爭任務。完成這些任務往往要求采用這樣的核武器使用方法：使核戰爭可能性更高，即破壞核遏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相互的。例如，這屬于在常規戰爭中為了防止本國或其盟友被擊敗而進行的首先打擊和旨在避免敵人繳械式打擊的先發制人打擊或反擊構想（這會增加因假警報而爆發戰爭的危險性，特別是在發生國際危機、核力量提高戰備的情況下）。戰役戰術核武器更是這樣，這種核武器的目標是在戰場上執行戰斗任務，主要是為了防止在常規戰爭中被擊敗而首先使用。
實際上，現有全部9個核國家都以不同的公開程度在自己的軍事學說中規定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中國是個例外：無條件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對中國的情況，許多專家表示懷疑，與俄羅斯和美國不同，由于中國核力量和情報指揮系統的效能和生存能力不足，中國沒有可靠的反擊潛力。因此預計，中國實際上計劃在受到核襲擊概率很高的情況下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這樣，相互核遏制辯證地包含自身中斷的種子，從而是核戰爭的導火索。
冷戰期間積累了巨大的核武庫。據專家評估，世界核武器總威力在1974年達到最高峰，為25000兆噸，相當于160萬枚1945年8月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而就已部署的核武器數量而言，1985年達到頂峰，為68000件核裝藥。這一駭人聽聞的潛力無疑遠遠超出為打擊敵國居民和設施所需的核武器合理使用標準。但是保持突破防御系統和獲得對對方戰略和戰役戰術力量進行繳械式打擊的可能性的意圖是擴大核武庫的強大刺激。第一項任務得以順利完成，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在60年代中期以后都未完成第二項任務。這一局面保持至今，在預見的將來仍將保持下去。
冷戰結束后的二十年來，核武器儲備數量縮減為以前的幾分之一——既在俄美條約框架內，也通過包括英、法在內的這些大國的單方面削減。但是核武器擁有國數量從7個增加到9個（五大國加上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但目前核武庫的總威力相當于70000枚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總數量則接近10000件，其中超過90%為美國和俄羅斯所擁有。從而也存在著核遏制作為防止戰爭的工具和發動戰爭的扳機的二元論。令所有人措手不及的烏克蘭危機再次提醒人們，俄羅斯與北約直接武裝沖突的可能性又回到現實政治需要討論的情況。
核裁軍思想
在90年代和新世界頭十年的前三分之二，大國的出發點是，冷戰一去不復返和世界正在沿全球化與一體化道路（包括安全領域）前進。當然，那一時期的世界秩序遠非在所有方面都令俄羅斯和其他國家滿意，特別是美國企圖推行其所領導的單極世界的學說。盡管存在分歧，畢竟經濟與軍事政治合作而非競爭是大國關系的主流。
在這一時期，在核武器和常規軍備控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和銷毀領域簽訂了一些重要的協議。其中后者是指2010年簽訂的新的限制戰略進攻武器條約。進行了關于聯合發展反導防御系統的談判。9個國家（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南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巴西、阿根廷）自愿或被強制放棄了核武器或軍事核計劃。40多個國家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包括2個核大國——法國和中國。核不擴散條約1995年成為無限期和覆蓋范圍最廣的國際文件（除了聯合國憲章）——只有4個國家沒有加入該條約。
以上趨勢要求，在分階段削減核武器和其他核國家加入這一進程的同時，逐步停止相互核遏制這一美國/北約、俄羅斯和中國軍事戰略關系的基礎。關于聯合發展反導防御系統的談判這一事實本身曾意味著俄羅斯與美國戰略關系的根本改變，盡管談判者顯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點。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在繼續用成千上萬的核彈頭相互瞄準的同時在建設美國反導防御系統、俄羅斯空天防御系統這樣的昂貴、完善而至關重要的系統中進行合作是不可能的。
由此得出結論，遏制已成為落后于時代的現象，同時，核遏制在與象核武器擴散、國際恐怖主義、種族和宗教沖突及其后果、毒品流通、跨境犯罪等這樣的新的現實威脅斗爭方面毫無用處。
今天，所有這些見解在原則上仍然完全是理由充足的。發生變化的是：烏克蘭危機長期地破壞了對俄羅斯和西方在安全領域進行合作所抱的希望。現在核遏制與合作之間的悖論自己得到了解決：關于反導防御系統的談判完全破裂，相互核遏制仍然存在，并可能升高到一個更高的潛力水平上，許多跡象表明，冷戰又回到了雙方關系中。現在一切都很符合邏輯，辯證法的矛盾不復存在。在某些方面世界已經回到80年代中期以前，甚至更早——20世紀初或地緣政治競爭和領土爭奪的19世紀。
俄羅斯（與國外一樣）有許多人歡迎世界上開始的分裂和對抗。他們十分懷念冷戰時期簡單的“黑白”世界，把以前本國領導地位、其愛國主義熱情和在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及軍備競賽中的英雄主義成就與之聯系起來。但是在俄羅斯，往往是那些在冷戰時期工作過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冷戰之后從政的人用歷史虛構冒充現實，并為失去的“世界秩序”（實際上是處于全面毀滅邊緣的平衡，并使國家付出巨大的犧牲和物質損失）而感到惋惜。不僅如此，如果不加以制止，新冷戰將完全不象舊冷戰，甚至會比后者糟糕。
新冷戰？
對俄羅斯有好感的美國政治學權威資深學者羅伯特?萊格沃爾德對當前的危機深感遺憾，他強調：“盡管新冷戰將區別于舊冷戰，但它將極具破壞性。與舊冷戰不同，新冷戰沒有覆蓋整個世界體系。世界更多地不是兩極格局，大的地區和關鍵玩家，如中國和印度，都將避免被卷入……但新冷戰將對國際體系的所有重要方面產生影響。”他指出，將中斷合作并削弱國際安全的領域包括；關于歐洲反導防御系統的對話，北極能源開采，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改革。這一清單還可以包括在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擴散、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俄羅斯和西方共同面臨的主要的全球和跨境威脅，不久前伊斯蘭極端勢力在伊拉克的進攻已經提醒了這一點——等領域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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