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熱愛足球，他關心科技，我對美食更有興趣，那么，我們之間并不擁有“同一個地球”。個人如此，群體也不例外——晚清之關注富國強兵，五四之談論被壓迫民族，抗戰之矚目戰爭與和平，都深刻影響那個時代普通人的“國際視野”。今天也不例外，全世界230個國家和地區，你不可能面面俱到，關注這些，忽略那些，其實大有講究，隱含著很多潛臺詞。上一代人激動不已的，下一代很可能毫無感覺，這背后是時勢推移以及思潮變化。某種意義上，一代人“國際視野”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世界局勢、國家戰略與個人教養相互激蕩的結果。

遠的不說，就說近在眼前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俄蘇及東歐文化的向往，七八十年代向歐美及日本文化致敬，九十年代小幅震蕩，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自覺地卷入全球化浪潮。此后，中國人確實可以站在家門口，“胸懷全世界”了。即便如此，國人對于世界的想象，依舊是有所發現、有所凸顯，同時也有所遮蔽。

比如當下中國，談及國際政治、文化及學術，除了專門家，一般民眾還是有意無意地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標尺。大學里的學術交流，自然也不例外，我曾感嘆：“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只跟‘美國的中國學’對話，也跟西歐的、中歐的、俄國的、日本的、韓國的、印度的中國學家對話。那樣的話，所謂‘國際學術交流’，才能名副其實。”（《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初刊《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里有語言方面的問題，畢竟懂英文的人多，對話容易展開，好書一下子就譯介進來；但這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是心態。若真的想了解，無論哪個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學、藝術，我們都能找到合適的譯者。

舉個現成的例子，今日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非洲的地理與歷史，關心其現狀及未來？沒有做過統計，但我知道比例很低。這么說，不是炫耀自己先知，恰恰相反，是過去一年多受到若干刺激，促使我認真反省這個問題。

去年4月10日，有幸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第四屆中美文化論壇”，與我同臺表演的美國歷史學家，長期關注中非關系，談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國如何援助非洲建設坦贊鐵路。這條東起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迄贊比亞中北部城鎮卡皮里姆波希的東非交通大動脈，全長1860.5公里，1968年開始勘測設計，1970年10月正式開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意義重大，當年曾被廣泛宣傳，我輩耳熟能詳。因此，關于這個話題，沒有事先準備，我也能說上幾句。

今年國慶期間，亞吉鐵路正式通車，媒體有大量的報道。從文明古國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到亞丁灣西岸、扼紅海進入印度洋要沖的吉布提，非洲這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全長752.7公里，設計時速120公里。更重要的是，整個項目的運作方式不再是援建，而是中方負責融資、承包建設和運營，如此互利合作，開創了中非關系的新模式。國慶節后，當我興致勃勃地談論這兩條鐵路的差異時，發現我的學生既不知情，也不關心。開始有點抱怨，后來想想，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時代變了——我有70年代援建坦贊鐵路的深刻記憶，所以關心亞吉鐵路從技術到運作的巨大變化；他們則沒有接收這方面信息的愿望與熱情，因為他們學的是中國文學。

這就說到我們的文學教育。還是在第四屆“中美文化論壇”上，一位美國教授問我中國人如何講授非洲文學。我是中文系教授，本可以此為由，完全推開。之所以愿意說幾句，因我了解中文系課程的變化。作為77級大學生，我在中山大學讀書時，教“外國文學”的老師受此前十幾年“亞非拉人民要解放”思潮的影響，在課上介紹了好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學作品——可惜只是人名和書名，絕大部分沒有譯本，更談不上認真閱讀。這與80年代以后大學生的知識貯備與閱讀興趣，明顯有很大差異。

借助諾貝爾文學獎巨大的新聞效應，中國人起碼關注1986年獲獎的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1988年獲獎的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富茲、1991年獲獎的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以及2003年獲獎的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除此之外，普通讀者很少關心非洲文學。這怪不得他們，今天中國大學，不要說中文系不教，即便外國語學院，除相關專業，也都不怎么閱讀非洲文學作品。

今年夏天，接受某歐洲學者的專訪，談及中國大學問題，我滔滔不絕；聊到歐美及日本的大學，我也能應付自由。沒想到人家話鋒一轉，問我對非洲大學有什么看法。說實話，那一瞬間我愣住了，從沒想過這方面的問題。事后惡補，方才對這擁有54個國家的非洲大陸的高等教育有大致的了解。讀塔費拉與阿特巴赫的《非洲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與發展前景》（《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明白財政資源短缺、殖民主義影響、長期社會動蕩以及艾滋病的嚴重威脅，使得非洲的高等教育相當落后，尼日利亞、蘇丹、南非和埃及分別擁有45、26、21和17所大學，這已經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即便如此，以中國的經驗，我堅信學術實力不太雄厚的非洲各國大學，在其追求民族獨立以及戰后重建方面，肯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果不其然，近期讀《非洲大學：關照現實還是追求卓越——穆罕默德?馬姆達尼在上海大學的講演》（2016年8月19日《文匯報?文匯學人》），讓我大開眼界。若做歷史溯源，你會讀到非洲教育史上不少重要機構的名字，比如始建于公元前280年左右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公元737年建立的突尼斯的齊圖納（Ez-Zitouna）大學、公元970年創立的埃及的艾資哈爾（Al-Azhar）大學等，可實際上今日非洲各國大學，其起源大都帶有殖民主義色彩，與上述古代機構關聯極少。單就起步階段模仿歐洲大學這一點而言，中國的情況與非洲很相像——所謂“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半句是門面話，根本無法落實。我多次談及：“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卻談不上很好地繼承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中國大學百年？》，《學人》第十三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3月）。這個大判斷，得到中國學界的普遍認可。我相信，這也是非洲弟兄們創辦現代大學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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