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國家時代，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民族主義無處不在。自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精神始終反映在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尤其是愛國主義），也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美德。但同時，民族主義也不時地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近代以來各國之間的戰爭，無一不和民族主義有關，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也正因為如此，自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義便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有人歌頌，有人詛咒。今天，隨著地緣政治的變遷，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和復興，對國際和平和民族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民族主義也再一次成為人們不得不關心的重大議題。

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只要這個世界是由主權國家所組成，民族主義就不會離開人們而遠去。因此，一個現實的選擇是構造一種比較理性的民族主義，避免各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義。這也正是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政治挑戰。這種挑戰既發生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宏觀層面，也發生在社會心理的微觀層面。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精神，就是通過把自己融合進世界而崛起和強大。當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時候，他表達了其民族主義精神，這種民族主義精神就是要通過改革開放，追求國家的強大。鄧小平實現了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因為正是他的改革開放政策，引導中國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來年的時間里，從一個貧窮的國家轉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但近年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2008年以來，西方長期處于危機之中。中國本身沒有危機，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機擴展到中國。在很多年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不過，在同一過程中，西方和中國之間的各種沖撞也表現出來。從前西方經濟好的時候，信心十足，并沒有感覺到崛起中的中國真能“威脅”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機的西方，開始對自己信心不足，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對西方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被中國“威脅”的感覺，促成西方做出各種有悖于中國利益的事情。這種外在的變化，無疑為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此外，很多內部因素，例如社會所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傳統意識形態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義的內部驅動力。

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幾種力量。第一，傳統比較左的力量。傳統左派對西方的批評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他們強調傳統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一旦涉及到西方的東西，便恐懼起來，很害怕西方會改變中國的一切。改革開放以來，傳統左派一直對之抱懷疑態度，經常對改革開放發難。盡管中國通過和世界體系的融合變得更強大了，但這個事實并沒有改變他們對西方的看法和敵視。人們可以把這一力量稱之為原教旨主義者。在任何國家，都會存在這種敵視其他國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義力量。無論何地，保守主義力量都是強調“國家利益”的，他們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國家利益”的東西的存在。中國的“國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經濟力量，也包括軟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對保守主義來說，民族主義代表的是中國國家利益的軟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產生在中國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們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來對抗“西方的”。

第三，憤青式民族主義。很多“憤青”沒有經歷過改革開放前貧窮落后的中國，成長在富裕的時代。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成長過程也剛好是國家的強大過程。對他們來說，一個國家要成為強大并非難事。他們為國家的發展而感到驕傲。同時，他們也目睹了近年來西方的衰落。因此，他們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感覺，甚至是自我欺騙的感覺，那就是，“西方衰落了，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了”。

工具性的民族主義

第四，民族主義的利益相關者。這個群體非常龐大，出現在各個領域，包括意識形態、戰略、文化、文學（包括網絡文學）等等。“利益相關者”意味著通過使用民族主義，他們可以獲得具體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經濟利益。對這個群體來說，民族主義不是一種信仰、意識形態和文化，只是一種獲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簡單地說，就是用“國家利益”的名義來追求個人的利益。對這個群體來說，他們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即使沒有，也要把之塑造出來，因為通過這個“敵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們往往通過夸大來自西方的威脅，包括軍事戰略、意識形態、文化等等。他們在把社會嚇住了的同時，也獲得了自己的利益。
所有這些民族主義力量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過分“自信”。對一些人來說，是自然的自信，對另一些人來說，“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種表達。自信很重要，不過，如果過分自信，或者假裝自信，就會出現“義和團式”的自信。如果這樣，民族主義就會走向愚昧。

在知識群體中，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所呈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既是對國內自由派的回應，也是對西方那些同樣愚昧的、專事攻擊中國的人的回應。這里是兩種錯誤的邏輯所致。中國自由派一向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對他們來說，中國病了，西方沒有病；中國要醫治好自己的病，必須用西方的藥方。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國可以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這一群體的思維，從近代到當代從來就沒有缺失過。

民族主義者的邏輯剛好和自由主義的相反。在他們看來，西方病了，中國沒有病。這個群體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列舉了西方的種種病癥。當然，有些病癥的確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癥便是他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實際。

客觀地說，這兩群人都是有問題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觀往往來自西方的教科書，他們中的很多人并沒有在西方生活的實際經驗，他們總覺得別人比自己好，對國家、民族和人民沒有任何信心。民族主義者的邏輯也不能成立。一個人不能通過論證別人生病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別人的確生病了，這不能證明你自己沒有病。別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嚴重的病。用證明別人生病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會害了自己。

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在一些民族主義群體中，存在著一種“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傾向。一些人總以為自己的是愛國的，而愛國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愛國的，什么樣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騙，為了愛國的欺騙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們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們對西方的憎恨。一些廣受歡迎的所謂的民族主義公共知識分子，實際上并沒有資格充當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并沒有足夠的有關西方的知識。在沒有成為一個好的知識分子之前，是很難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

這種民粹性民族主義，最終不可避免使得國家走向衰落。這個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任何一種孤立而純潔的文化。即使是傳統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溝通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

現代主權國家并不是封閉國家。強大的國家都要善于學習外國的經驗，同時也不能盲目地學。所以，各國需要批判性地學習外國經驗。不存在一個不變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進過程之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從來就不會有終結點。學習他國的最優實踐，同時避免他國的沉痛教訓，是進步的動力，也是塑造一個更好的制度的前提。這里的結論就是，人們可以批評他國，但不可拒絕學習他國，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新的時代，既需要人們對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虛心的學習態度。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義精神。從這個視角看，人們應當花大力氣糾正目前日漸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義。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發動新一輪向其他國家學習的浪潮。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時代，誰最終能贏得國家間競爭的勝利，并不取決于誰最民族主義，而是誰最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他們的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這里沒有那么高調的意識形態，而只有人類發展出來的、用于解決人類各種問題的制度技術。這些正是中國的制度建設所需要的。

一句話，盲目的民族主義會走向封閉，封閉會走向落后，走向衰落。這既是世界歷史的經驗，也是中國本身的歷史的經驗。

文/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原載《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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