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原則上不涉及爭議問題，這是中國的官方立場。但從今年4月份升溫的新一輪南中國海爭議來看，把南中國海問題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隔離開來，難度不小。中國希望東南亞國家加入到“一帶一路”的經濟與人文合作中來，擱置南中國海這類有爭議的安全議題，但有些國家卻不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解讀中國的合作倡議，更有像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域外國家刻意炒作南中國海問題，給中國制造麻煩。

南中國海爭端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管控，將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障礙。但這個障礙可大可小，甚至可有可無。如果菲律賓、美國等國家執意在南中國海“阻擊”中國，那這個障礙就無法憑中國一己之力消除。但時至今日，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軍事現代化也在迅速推進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刻意與中國為難的戰略都是代價巨大且難以持久的——菲律賓已經從黃巖島與仁愛礁事件中得到了教訓。而且，任何戰略都是相互的，如果中國自己的策略得當，就能極大地影響其他國家的應對策略，從而從整體上改變南中國海問題的走向與解決之道。

中國南中國海政策需要回答三個大的戰略問題：第一，南中國海在中國外交大棋盤中占據什么位置？它可否算作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二，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與中國的東盟（亞細安）政策之間是什么關系？兩者是否是簡單的從屬關系？第三，中國南中國海政策的理想目標與現實需求是什么？不同策略目標間是否可以進行排序？

中國外交目前最宏大的目標——從某種角度也可以說是“大戰略”——是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從絲路建設原則上不涉及爭議問題這一官方表述來看，南中國海問題在“一帶一路”大框架下的政策排序不是特別重要，甚至有點被淡化，中國政府也沒有明確指出南中國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最接近這一表述的說法是“南中國海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目前首要的國家級任務是實現通常所說的“中國崛起”，也就是習主席提出的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外交表述將其細化為保障“主權、發展與安全”的利益。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無疑需要為中國復興的核心利益服務，南中國海問題不應“綁架”中國復興這個更為根本、更為全面的國家利益。正因如此，南中國海爭端過度激化對中國并不是好事，南中國海問題不應左右中國外交的大方向。

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與東盟政策之間又是什么關系？這兩者之間似乎有一種重要的辯證性關系，取決于它們在中國外交總體布局中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可隨著局勢變化上下浮動。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的周方銀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南中國海局勢趨于緩和時，南中國海問題在中國外交中的排序就不那么重要；但當南中國海問題影響到中國外交大局時，其排序就會上升。

東盟總體重要性 超過南中國海

東盟在中國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則取決于中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方向。現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意味著東盟在中國外交布局中再次占據了重要地位。如果沒有大部分東盟國家的支持，很難想象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能夠順利推進。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甚至指出，東盟十國個個都要爭取。

因此，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與東盟政策之間不是簡單的從屬關系。當南中國海局勢的緊張影響到外界對中國維護主權的決心的判斷時，南中國海在中國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就會超過東盟。2012年中國與菲律賓之爭，中國積極維權實現對黃巖島的實際控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現在，中國外交重點轉移到“一帶一路”，東盟的總體重要性將超過南中國海。只要其他國家不刻意制造事端，中國應從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大框架及與東盟關系的大局出發制定南中國海政策。

中國政府早已認識到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解決，因此現在將政策重點集中在維護主權與建立軍事威懾力上。但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有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需求：在維權的同時保持南中國海局勢的平穩，不給其他國家制造事端的借口，從而消除或者至少控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的一個障礙。當前中國南中國海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是防止亞太國家在美國的唆使下形成一個從反對中國南中國海政策而擴大為反對中國復興的聯盟。現在，因為東盟各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意見不一，這樣一個反對中國南中國海政策的聯盟還沒有形成，更別說反對中國復興的大聯盟。亞太國際關系正處于高度不確定中，中國正可抓住這個關鍵時機，以雙邊與多邊雙管齊下的方式管控南中國海爭端，并全面更新與主要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系。

中國過去兩年來在南中國海的島礁擴建為建立軍事威懾提供了物質基礎。但它目前的戰略目標不應是在南中國海擴大軍力，而應是防止南中國海爭端影響到“一帶一路”的推進。這需要一種中國式的自我克制：維護主權并保持一定程度的軍事威懾力，但主要以外交的方式維持現狀并積極與東盟國家談判新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不應給人既要挑戰美國又要推翻現有國際規范的印象。如何找到這種自我克制的“度”，是頗需要中國外交把握的。

中國不應過分著急于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目前擴建的七個島礁已足夠在將來威懾美軍在南中國海的行動能力，而且中國的軍力是與中國綜合國力增長的速度成正比的。但中國的軍事戰略不應是有了武力就使用——這是窮兵黷武，歷史上已有深刻教訓。中國的軍事戰略應該是發展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準備在必要時刻使用這些力量，但卻不一定非要使用這些力量。這是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王賡武老教授的歷史智慧，也符合中國戰略智慧結晶《孫子兵法》精神。

閻學通教授提出中國外交在過去幾年已從“韜光養晦”轉變為“奮發有為”，這一判斷已為學界廣泛接受。但奮發有為卻不是耀武揚威。中國外交還是要有一種“剛柔并濟”的中國特色。在實力上升階段還能保持理性與必要的自我克制——這就是中國特色外交的一種體現。

文/張鋒 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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