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再造】
信仰危機、精神荒蕪、道德滑坡……這些都是近年來輿論場中的高頻詞。隨著物質的豐富，人們的精神給養并沒有實現同比增長。于個體而言，精神一旦傾頹，內心便沒了約束，行為便沒了顧忌，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于社會而言，丟失了價值統馭，道德底線便會被洞穿，再豐裕的物質繁榮，也難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魏征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源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
精神再造，須臾不可怠。國家毅然重拾傳統文化，社會文化語境也隨之悄然變化。
在這方面，市場的嗅覺是最靈敏的。12月20日，同一天，王健林南下抵漢，李彥宏北上入吉，毫無疑問，他們試圖變軌適應一個傳統國度在文化發展上的新路徑—萬達集團歷時5年、傾心打造的兩臺世界級的文化大餐武漢“漢秀”和“電影樂園”盛大開業，兩個項目總投資70億元，是世界文化產業投資最大的項目之一；第二屆中國文化產業峰會在吉林長春召開，百度李彥宏發表演講，探討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的機遇，以及百度在這方面的規劃。
以傳統為本，輔以資本力量和技術支撐，穿越歷史的三峽，中國巨輪正在凝聚精神動力。
時代周報記者 陳舒揚
“儒學”正成為越來越高頻的詞匯，這得益于中國日益看重自身文化形象，及其提升國際話語權、文化輸出的需求。體制內學者探索如何“擺正”儒學的位置，使其適應當下官方意識形態；民間力量則通過各種社會動員方式，追求理想社會。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處在經濟高速發展、精神相對空虛的中國社會，對儒學復興抱有相當的期待。
官方話語和儒學地位
在國家體育館“鳥巢”東北側400米的地方，一座名為“中國國學中心”的大型建筑已于2014年1月開建，按進度2015年底將完工。該建筑的印璽造型帶來的視覺沖擊力，屆時可與鳥巢、水立方比肩。
隸屬國務院參事室的中國國學中心早在2010年成立，用參與籌建并擔任該中心顧問的學者龔鵬程的話說，重視傳統文化、發揚國學，久已形成政策方向，“并不是新領導人上臺才開始”。
不過可以預計的是，上述工程的開建，意味著政府支持背景的國學研究和傳播高峰的到來。
2014年以來，官方已明確鼓勵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資源的挖掘和闡發。繼2013年11月考察山東曲阜孔府之后，2014年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又出席了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并提到儒家思想蘊藏解決當代世界難題的重要啟示，稱研究儒學的意義“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出席上述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種種官方行動和表態振奮了儒學界。
近些年儒學在中國的思想舞臺上日趨活躍，但多停留在民間和高校科研機構，發揚傳統文化雖一直被官方所提倡，但與儒學學者所期望的發揮儒學更大的社會功用相距甚遠。
然而一些跡象表明，官方對儒學的接納，已經超過從前。
《人民日報》11月7日刊登了《儒學與世界文化秩序變革》一文，作者是國際儒學聯合會副主席、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安樂哲，文章指出西方個人主義理念的弊端，認為儒學在關系結構中確立的人的觀念，可以成為西方個人主義的強有力替代。
而相關學者對儒學與官方意識形態融合的推動早就開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20多年前就主張儒學要同馬克思主義對話，另一大師級學者、已故的北大儒學研究院院長湯一介，在幾年前的“中國國學中心戰略規劃及內容建設座談會”上的發言主題，即處理好“國學”—主要是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在今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的一份有關大陸新儒學思潮的研討會記錄中，社科院學部委員、上世紀80年代曾主持新儒家研究的方克立提到，杜維明和湯一介正共同主持“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課題，“力圖在這兩個偉大的人類思想成果之間找到相融相通之處。”
教育實驗和社會動員
在教育部門的要求下，傳統文化在中小學教育中的推廣普及也在強化。3月，教育部印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增大傳統文化的教育投入；在此背景下，各地新修訂教材中古詩詞、散文的比重增加。
相對于官方教育部門溫和地迎合，民間崇儒教育激進得多。讀經私塾（書院）早年便以教育實驗的面目進入人們的視野，今年，“深圳讀經村”經過一輪媒體報道，再度吸引人們的視線，成為新聞熱點，當時有媒體統計，國內已有近3000家讀經私塾或書院。
民間崇儒教育已進行多年，然而合理性依然脆弱。今年以來，多家媒體對此的近距離觀察和報道，及時地給了社會一個提醒。如果說學費高昂、教學水平難以評估的“深圳讀經村”引來的是褒貶不一的議論，北京國學“黑私塾”則為此類民間教育記下了最負面的一例。
事實上諸如“國學班”、“女德班”一類以研習傳統文化、提高學員道德修養為名的民間機構，早已遍地開花、又亂象叢生。從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來說，這些打著國學、儒學、傳統文化招牌的各種“班”仍有待商榷，儒學推廣者紛紛發表意見，認為應該對發揚儒學本身抱以寬容。
儒學還在跟社會自治、鄉村自治結合，如以獨立學者秋風為代表的學者呼吁將宗族納入村民自治架構，重建傳統的士紳社會。在農村開設“儒學講堂”成為一些儒學研究機構工作的一部分。據了解，今年10月9日至13日，一個由文化部組織的記者團，曾前往山東濟南、濟寧與青州等地，采訪鄉村儒學建設。
不過至少現在看起來，通過儒學教育重建鄉村的倫理秩序，其作用力和影響力，比起城市和大學里的各種“班”、“書院”，還要微弱許多。
儒學更有生命力的大眾化途徑，或是與企業界的合作，杜維明就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儒學進一步的發展，商人起的作用會非常大。比如，據媒體報道，北京世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朱仝，曾支助“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王財貴將“讀經教育”推廣到大陸，后來又支持秋風創辦弘道書院。
今年高調成立的“中南大學國學研究中心”，宣稱要以“積極與企業界合作舉辦國學與現代管理高級研修班”等具體形式，“建設成為特色鮮明、國內一流、具有較大國際影響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平臺”。在過去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這顯然是一種更為多見的儒學社會動員模式。
文章來源：時代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