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城

1949年2月3日凌晨，滯留北平東交民巷的美國學者Derk Bodde目睹了這樣一副場景：“（解放軍）坦克、軍車、大卡和各式運輸軍備裝載著無數士兵和裝備，經過我們的面前，隊伍行進持續了整整一小時。路邊的群眾似乎都對此印象深刻，而對我們這些美國人來說，游行中出現的美國軍械無疑是最大的諷刺……”

然而，Bodde并不清楚：正如之后的多次慶典閱兵，這些以游行姿態進入北平的解放軍，同樣是精心籌劃的結果。入城部隊按照北平地下組織與東北野戰軍的事先約定，兵分兩路進駐市中心，一路直奔位于禁城南側的正陽門，一路則進入外使館密布的東交民巷，以示中國革命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中心的占領。不過，與貫穿50年代、面向全民的數次閱兵游行相比，這場令Bodde頗為稱奇的凱旋進軍，只是中共儀式性策略在其掌握政權伊始的冰山一角。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實上，早在20年代，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劉伯承就曾對蘇聯的勞動節紅場游行有印象深刻。伴隨共和國在1949年10月正式成立，閱兵游行與節日慶典迅速成為革命政權樹立民風人心的常態機制。恰似革命黨人在法國革命與十月革命之后的做法，中央政府在同年12月頒定了新的公共節日，以示新中國與舊社會歷法時令的區別。而在這些新設立的節日中，十一國慶與五一勞動節的地位尤為顯要。仿照蘇聯以專設委員會籌措勞動節慶典的辦法，中央政府在1951年成立了“首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籌備委員會”和“北京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籌備委員會”，兩大機構在時任北京市長彭真的領導下，直接負責每年5月與10月的閱兵游行活動。

雖然對執政不久的中共而言，舉辦慶典既存在安全風險，也缺少現成經驗，但在國家意志的推動下，彭真領導的兩個委員會很快了發掘了一套可供操作的共和國儀軌。遵循1949年10月閱兵式的結構，彭真在國慶閱兵中保留了“軍隊閱兵”和“群眾游行”的劃分，而在勞動節慶典規制中則剔除了閱兵的部分，由此，新社會的各個階級也就得以在群眾游行中顯現其政治身份。到1951年，少先隊員、工人、農民、公務員、學生、運動員等群體已經構成了群眾游行的常規序列，他們分別被編為九排方隊，在慶典當天凌晨于東單和王府井提前集結。待分列式告一段落，他們便手持紅旗、標語和氣球，緊隨護衛國旗和領導人巨像的儀仗方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根據蘇聯組織群眾游行的經驗，彭真領導的籌劃委員會為不同方陣設計了獨特的行進形式，以求在同一節慶主題下呈現各大社會階級建設新中國的火熱圖景。通過在行進中展示最新的生產機械模型，走在前排的工人方陣展現了先進階級推動生產變革的決心，作為新國家的領導階級，他們被儀式設計者賦予最大的權重。貫穿整個50年代，參與天安門游行的工人不僅在數量上是農民的四倍，諸如慶祝黨代會召開、保衛人民公社等關鍵政治標語的展示，也通常由他們扛鼎。相形之下，少先隊員和農民等方陣的展示則更強調新國家的團結和本土性，后者以腰鼓和秧歌等傳統表演為其受閱形式，前者則在游行結束后按指定路線引領各游行方陣奔向金水橋、接受城樓上的領導人親切的致意——用1954年赴蘇聯學習閱兵組織經驗的曾平的話來說：年輕人和農民方陣展示方式的獨特設計，尤其是游行結束后群眾涌上金水橋，是在重大慶典中“貫徹‘以我為主’方針的一大關鍵”。

彭真及其籌劃委員會設計的閱兵游行方案在50年代中期基本成為共和國的新儀軌，但伴隨著50年代高層政治氣候的變化，這個參考蘇聯慶典雛形、同時力求“以我為主”的儀式成例，在實踐中常常要求突破既定框架的迅速調整。大到游行主題的揀選，小到領導人畫像的安排次序，都需要彭真和相關執行者向上級部門的請示，而周恩來、陳毅和時任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對慶典安排的意見，同樣是彭真必須考慮的籌劃要素。無論是“馬恩列斯”畫像是否應在國旗方陣后出現，還是孫中山畫像是否應從群眾游行中剔除，都是1955~1956年各方爭論的焦點，盡管彭真針對這些議題發表的意見通常都會得到黨內的最終認可，但就慶典涉及的范圍而言，黨內高層所代表的國家意志遠遠超過了執行者的一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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