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伊斯蘭國”的策略選擇能力

“伊斯蘭國”不僅具備較強的資源動員能力，而且擁有一定的策略選擇能力。它將宗教激進主義和伊斯蘭復興主義作為其意識形態，旨在建立單一的伊斯蘭國家。[34]為此，“伊斯蘭國”制定了“兩步走”戰略：第一步通過軍事征服控制一定面積的領土；第二步通過建立“國家”進一步擴大影響。在此戰略之下，“伊斯蘭國”還制定了包括宣傳策略在內的許多具體策略。目前，“伊斯蘭國”在軍事征服、管理“國家”、擴大宣傳等方面均取得較大進展。

在軍事征服方面，“伊斯蘭國”將其控制下的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領土視為未來“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這些領土通過持續的軍事“擴張”所得，擴張逐漸變成“伊斯蘭國”最重要的原則、目標和戰略。[35]因此，“伊斯蘭國”將“持續和擴大”（lastingand expanding）作為其進行軍事征服的動員口號。從2014年起，“伊斯蘭國”在軍事“擴張戰略”的指引下堅持“開疆辟土”。2014年1月，“伊斯蘭國”占領伊拉克安巴爾省（Al-Anbar）拉馬迪（Ramadi）、費盧杰（Fallujah）、卡爾馬（Karma）；6月10日，攻占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府摩蘇爾；6月11日，攻陷薩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6月21日，攻占伊拉克邊境小鎮加伊姆（Qaim）；到2014年7月，“伊斯蘭國”完全控制了敘利亞的拉卡（Raqqa）和阿勒波（Aleppo），并直接管控這些省的司法、教育、救助、宗教和基礎設施。同時，還不同程度地控制著哈塞克省（al-Hasaka）、霍姆斯省（Homs）和代爾祖爾省（Deirez-Zour）。[36]8月24日，“伊斯蘭國”攻占敘利亞拉卡省的塔布卡空軍基地，徹底控制了拉卡省；2014年10月以來，“伊斯蘭國”不遺余力地搶占敘利亞邊境小鎮科巴尼。在一系列軍事行動中，“伊斯蘭國”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和協調性，特別是其僅以800多人就攻占了摩蘇爾，足以證明其高效的軍事能力。

“伊斯蘭國”取得一系列軍事勝利的原因在于其熟練運用戰略戰術。從進攻的方向來看，“伊斯蘭國”先深入伊拉克中部，占領了巴格達北部的幾個城市，然后沿著底格里斯河一路北上攻占摩蘇爾。此后，著手攻占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部分區域，隨后又沿著幼發拉底河向北推進，跨過敘利亞，最后占領拉卡，并“定都”拉卡。從其控制領土的地理范圍來看，“伊斯蘭國”實際控制著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區及兩河之間的部分地區，不過尚未完全控制整個兩河流域。整體而言，“伊斯蘭國”控制的領土呈條帶狀，因此《紐約時報》2014年8月20日稱，“伊斯蘭國”看起來更像一條條道路網絡。[37]從進攻的策略來看，“伊斯蘭國”在具體操作中會靈活選擇和運用恐怖主義、叛亂、襲擊、斬首、集體處決、種族清洗等軍事策略。一般情況下，“伊斯蘭國”首先通過恐怖手段“軟化”其目標。其次，向目標地的居民和防衛力量重點滲透，以在進攻之前控制一部分地區。最后，盡可能爭取當地部落武裝的支持并對其余部分發動進攻。[38]盡管“伊斯蘭國”揚言要在五年之內占領西亞、北非、中非和中國新疆等地，但其目前軍事擴張的重點依然是攻占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更多領土。雖然約旦和黎巴嫩國內也都有“伊斯蘭國”的支持者，但“伊斯蘭國”尚未打算進入這些地區。

“伊斯蘭國”的管理戰略集中體現為，致力于在占領地區樹立完美形象以贏得民眾支持。在敘利亞，“伊斯蘭國”宣稱要提供一種與腐敗無能的阿薩德政權不同的替代方案。在伊拉克，“伊斯蘭國”利用遜尼派伊拉克人對什葉派主導的政府的不滿，依靠遜尼派部落的支持，設立部落事務機構處理所占領土內的安全問題、財產糾紛、資源分配等。在所有占領的領土內，“伊斯蘭國”以省為單位委任人員進行管理。對于那些對其世界觀有異議的人和反對派，“伊斯蘭國”則執行“零容忍”政策，并構建非正式網絡和安全機構以確保其權威不受任何挑戰。[39]然而，“伊斯蘭國”擾亂正常生活秩序、強推著裝和行為規范、粗暴懲罰犯罪等行為，使人們更多出于恐懼而非自愿選擇服從。

拉卡是“伊斯蘭國”“首都”，其治理狀況最能反映“伊斯蘭國”的“治國策”。“伊斯蘭國”在拉卡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治理系統，涵蓋宗教、教育、司法、安全、慈善、基礎設施項目等各個領域。“伊斯蘭國”一般將治理系統分為管理系統和服務系統。管理系統主要負責安全、宗教政策的宣傳和執行，法院和懲罰，教育計劃、公共關系和部落事務。服務系統負責衛生、人道主義援助，食物供給、道路清潔、水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維護。“伊斯蘭國”對其領土的治理遵循循序漸進的方式。首先建立宣傳中心和初級法院，在軍事上鞏固之后，“伊斯蘭國”一般會制定宗教政策、嚴格的懲罰制度和教育體制，配備專職人員并投入一定的資金。當“伊斯蘭國”完全控制領土時，通常會擴大提供服務的范圍，擴展至修復下水道、水管和電路等。“伊斯蘭國”也嘗試接管諸如阿勒波省的大壩和火力發電廠等較大的工業設施。此外，“伊斯蘭國”還出版英文雜志Dabiq，宣傳其在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務和政治生活方面取得的成就。總之，“伊斯蘭國”自視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管理者。[40]

此外，“伊斯蘭國”也高度重視宣傳戰略，以提升自身的影響力。與其他極端組織相比，“伊斯蘭國”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體。早在2012年，“伊斯蘭國”就在推特上開設了自己的賬戶——“喜訊的黎明”（TheDawn of Glad Tidings），用阿拉伯語在該平臺上宣傳和發布相關信息。當用戶申請成為“喜訊的黎明”的好友時，就默許“伊斯蘭國”向自己的賬戶發布推特信息。這使“伊斯蘭國”的推特賬戶好友多達數百甚至數千個，為“伊斯蘭國”營造了一種受歡迎的氛圍。此外，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hatsApp等在內的多個社交網站都有“伊斯蘭國”的存在。這些活動都在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這需要“伊斯蘭國”具備較強的輿論塑造能力。為此，“伊斯蘭國”任命了一名負責媒體宣傳的專職人員——阿布·埃米爾·沙米（AbuAmr al-Shami），他控制著一支由作家、博客主和社交媒體監督者組成的信息工作隊伍。他們一方面雇用市場營銷、公關和視頻制作領域的專家以確保上傳信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教授人們避開政府網絡審查的方法。[41]經過在諸多社交網站的長期經營，“伊斯蘭國”最終建立了廣泛、有效的網絡宣傳平臺，進一步提高了組織的宣傳能力。

“伊斯蘭國”的社交網絡直接為其軍事目標和資源獲取服務，其社會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樹立“伊斯蘭國”值得信賴的信念。“伊斯蘭國”每次在敘利亞占領村莊后，都會利用社交網絡宣傳和鼓吹其勝利，以展現“伊斯蘭國”的強大力量。二是招募成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占領摩蘇爾之后，“伊斯蘭國”通過社交媒介發布了大量視頻、聲明，大力宣揚“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國家的目標，不少人在其煽動下加入了“伊斯蘭國”。[42]三是塑造自我形象。“伊斯蘭國”社交專家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們既能利用網絡技術獲取推特用戶的電子郵箱向他們發送宣傳資料，也善于利用溫情攻勢，在社交平臺上努力營造人畜無害的形象，比如發布“圣戰”士兵與小動物的溫馨合影，消除潛在支持者的抗拒感。[43]此外，“伊斯蘭國”還上傳血腥的視頻傳播恐怖情緒。2014年9月2日，“伊斯蘭國”公布了殺死美國記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視頻；10月3日，發布了斬首英國人阿蘭·亨寧的視頻；11月16日又上傳了處死美國人彼得·愛德華·卡西格和斬首15名敘利亞軍事人員的視頻。此舉意在使敘利亞和伊拉克本地居民及武裝人員產生恐怖心理，迫使他們放棄抵抗。此外，也向西方國家傳遞其抵抗到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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