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軍事戰略、管理戰略還是宣傳策略，“伊斯蘭國”都通過其高度集權化的、具有嚴格等級制的組織制定和實施（見圖1）。[44]“伊斯蘭國”的組織結構可分為四個層級。最高領導層是哈里發，由阿布·巴卡爾·巴格達迪擔任。他宣稱，哈里發是“伊斯蘭國”和世界上所有薩拉菲主義者的哈里發。第二領導層是巴格達迪的地區代理人，包括伊拉克頭目法迪勒·艾哈邁德·阿卜杜拉·海亞里（FadilAhmad Abdallah al-Hayyali）（“伊斯蘭國”二號人物）和敘利亞頭目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al-Anbari）。兩人都是前伊拉克復興黨的成員。這兩個領導層是“伊斯蘭國”的決策層，巴格達迪和他的兩名高級顧問制定組織的戰略目標，決定何時何地發起行動。第三領導層由舒拉議會（TheShura Council）和沙里亞委員會（TheSharia Council）構成。舒拉議會以阿梅利（AbuArkan al-Ameri）為首，有9—11名成員，其主要任務是將決策層的命令傳達至具體的指揮官，以確保任務的完成。沙里亞委員會由巴格達迪親自監管，是“伊斯蘭國”最有權力的機構，其職責是在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協助下選舉哈里發、執行伊斯蘭教法、制定宗教政策和獎罰措施、監督意識形態等。“伊斯蘭國”特別重視伊斯蘭法學者，因為后者可以賦予其合法性。在舒拉議會和沙里亞委員會之下又分為6個具體的事務委員會，包括負責巴格達迪的人身安全和挫敗任何反對巴格達迪企圖的安全與情報委員會，負責發動戰役奪取領土和保衛已占領土的軍事委員會、負責監管“伊斯蘭國”各省民眾的地方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委員會及媒體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和媒體委員會還負責共同照顧戰斗人員及其家屬。
圖1“伊斯蘭國”組織結構圖。資料來源：Barrett,The Islamic State, pp. 23-24。
總之，“伊斯蘭國”在嚴密的領導體制下制定了明確的軍事戰略、管理戰略和宣傳策略。在這些戰略、策略的指導下，“伊斯蘭國”一方面通過軍事征服不斷獲取領土；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國家”進一步擴大其影響。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伊斯蘭國”的軍事戰略、管理戰略和宣傳策略都暴露出一些問題。軍事策略過于殘忍血腥，對其形象造成諸多負面影響。管理戰略雖然嚴密，但事實上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反叛。凡是參加“伊斯蘭國”的外國人員，必須宣誓效忠“伊斯蘭國”。一旦被發現試圖離開，他們就會被“伊斯蘭國”視為叛徒，遭到監禁、拷打甚至面臨斬首的威脅。“伊斯蘭國”處決的外逃人員達數百人，而且“伊斯蘭國”組織已經成立一支“憲兵隊”，專門搜捕試圖返回或逃跑的外國武裝人員。[45]宣傳策略欺騙性強且教義吸引力不強，部分外國戰斗人員一度被“伊斯蘭國”的宣傳所誘導。但參加“伊斯蘭國”后，這些戰斗人員往往發現自己面對的現實與其參加的初衷存在較大反差，因此試圖逃離伊、敘兩國。
余論：國際社會應對措施的不足
本文梳理了“伊斯蘭國”的產生與發展歷程，重點考察了“伊斯蘭國”的資源動員能力和策略選擇能力。筆者認為，中東地區長期的動蕩局勢是“伊斯蘭國”產生的重要結構性原因，而“伊斯蘭國”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較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和策略選擇能力。“伊斯蘭國”崛起后，對中東政局造成了重大的沖擊與影響，也促使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進入新的活躍期。[46]
為了遏制與消滅“伊斯蘭國”，從2014年9月起，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開始聯合打擊“伊斯蘭國”。盡管美國早已意識到切斷“伊斯蘭國”資金鏈與阻止外國戰斗人員的參加至關重要，[47]但是在行動初期，以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伊斯蘭國”資源動員能力的削弱。不過，西方各國很快意識到這一問題。特別是進入2015年后，西方國家將應對“伊斯蘭國”的策略由軍事打擊為主轉變為軍事手段與經濟手段并舉。為此，西方國家將空襲的重點放在“伊斯蘭國”的石油設施上，同時加強對“伊斯蘭國”金融交易的監管，取締其非法資金流動，并清查與“伊斯蘭國”有牽扯的國際金融往來等。此外，各國均加強了對出入境人員的監控，以切斷本國人員參加“伊斯蘭國”的通道。2014年9月24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號召各國采取措施以應對外國恐怖主義戰斗人員造成的威脅。在此號召下，各國均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盡管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蘭國”迅猛的發展勢頭，但仍未能徹底摧毀其資源動員能力和策略選擇能力。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伊斯蘭國”的資金籌措渠道隱蔽化。石油收入不再是“伊斯蘭國”的主要收入來源。[48]這是因為軍事打擊摧毀了“伊斯蘭國”在伊、敘兩國的石油生產設施，且全球石油價格下跌也使黑市油價下降。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國”將籌措資金的渠道轉移至灰色收入、現金交易和非常規銀行體系。其資金來源更加多元，僅憑借傳統的金融手段無法滲透到該系統中。[49]第二，如前文所述的幾項評估顯示，“伊斯蘭國”戰斗人員的數量事實上呈上升態勢，且尚未找到有效手段阻止外國戰斗人員參加“伊斯蘭國”。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對世界各地的極端分子仍有較強的吸引力。而且為了招募更多的成員，“伊斯蘭國”放寬了成員招募程序，加強了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人員招募，并在兩國建立了46處訓練營。[50]第三，盡管伊拉克的庫爾德武裝和安全部隊近日解放了北部尼尼微省多個村莊，并已推進至距摩蘇爾市中心不足20公里的地區，但“伊斯蘭國”仍然控制著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及伊、敘兩國大面積的土地。即使已解放了一些地方，但另一些地方又落入“伊斯蘭國”之手。第四，在持續的戰斗中，“伊斯蘭國”的軍事戰略與管理戰略均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伊斯蘭國”并沒有被反恐聯盟的空襲嚇退，反而采取了諸多風險規避措施，因而快速地適應了新形勢。例如盡可能避免其武裝人員大規模集結在一起，遭遇進攻時讓車隊分散而行，且面臨空襲時能夠快速分散戰斗人員躲避戰機等。隨著時間的推移，“伊斯蘭國”對其控制區的管理越來越細化，它的管理已深入控制區的各個方面，包括從水電管道、醫院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到日常生活秩序的維護等。因此，將“伊斯蘭國”徹底趕出伊敘兩國仍然面臨較大困難。
鑒于此，除了繼續軍事打擊外，西方國家應著力繼續削弱“伊斯蘭國”的資源動員能力和策略選擇能力，尤其是資源動員能力，因為資源是“伊斯蘭國”實施軍事戰略、管理戰略和宣傳策略的物質基礎。一方面，國際社會應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各國政府應繼續加大力度，禁止一切與“伊斯蘭國”有關的國際金融業務；加強情報收集，發動伊、敘兩國群眾的力量，鼓勵他們舉報“伊斯蘭國”的非法交易活動；在“伊斯蘭國”非法交易活動頻繁的地區，廣泛部署快速反應人員，及時挫敗其交易活動。另一方面，投入更多資源，例如在伊、敘兩國設立國際秘密調查小組等，以跟蹤、監控在外戰斗人員的一切活動及其發展趨勢。各國政府不僅要允許安全機構在潛在戰斗人員外出之前切斷其出境計劃，而且要組織多重攔截防線。需要有針對性地在邊境和各國人員前往（或返回）伊敘兩國的重要通道上，布置專門的國際監控和攔截機構。此外，政府也應有針對性地引導和引渡在外人員回國，以瓦解“伊斯蘭國”的戰斗人員。今后如不能徹底摧毀“伊斯蘭國”的資源動員能力，那么“伊斯蘭國”無疑將依然是全球“圣戰”運動的主導力量。
作者：曾向紅 陳亞州 來源：《國際展望》2015年第3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東國家的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研究”（13XGJ001）與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亞薩拉菲與恐怖極端勢力的關系及其對新疆安全的影響研究”（14CGJ01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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