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漢人官員清楚地意識到了邊疆地區的獨特性。現代漢語中的“中國”一詞由來已久。先秦時代的“中國”一般指的是具有獨特文化的中原地區，以與周邊之“夷”相區別。雖然這一術語的含義隨著歷史的進展發生了演變，但是“中國”始終保持了這樣的中心含義：它具有明確的文化因素，即歡迎邊疆之“夷”被其融化，并成為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秦統一六國之后，“中國”往往指的是由朝廷直接管轄的地區。 在清代，這一術語變得更為靈活，帝國有時稱為“大清”，有時稱為“中國”。康熙、雍正、乾隆屢屢試圖將其擴張的帝國認同為“中國”，而“中國”一詞也經常用于與外國的交往和條約中。不過，在國內并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接受二者的等義（equivalence），這從對乾隆在西部越過傳統邊界進行的戰役的批評就可以得到證實。偉大的經世致用學者魏源的權威著作《圣武記》為我們提供了19世紀初期有關“中國”的常見的而有影響的概念。他以這種方式開始其對邊疆地區的論述：“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俄羅斯。”據此，魏源的“中國”包括滿洲在內，但將其他邊疆屬地視為截然不同之地。

1901年的北京城

這樣，中華帝國的歷史地理就較為清晰。中國內地的邊疆是蒙古、西藏和回部。當地人的語言、文化、習俗和宗教都與漢人截然不同。盡管漢、唐鼎盛時期對這些地方進行過周期性的軍事攻擊，但在清以前，或是在18世紀以前的多數情況下，這些地區都沒有被納入到中華帝國之中。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邊疆精英們追隨中國，不如說他們忠誠于滿洲朝廷。因而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清帝國崩潰以后，這些地區是怎樣保持在中國政體之內的？清朝又是怎么變成“中國”的？

雖然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立后，如同后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對西藏和清帝國的其他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但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中央政府才建立起了對這些邊疆地區的直接和有效的統治。事實上，中華民國對領土主權的要求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在1924年蘇聯支持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后還堅稱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當代中國是怎樣成功地繼承了清朝的領土，我們就必須聚焦于由帝國向國家轉變的那一時刻——即建立了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引發了辛亥革命。下級軍官領導了兵變，他們是致力于推翻滿洲、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黨（在湖北為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成員。幾周之內，全中國尤其是南方的文武官員在各省起義，宣布從清廷獨立。到1911年末，發生革命的各省代表推選長期流亡的同盟會領導人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總統，新共和國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6個星期后，清帝遜位，在孫中山的同意下，權力移交給了中國北方的革新派總理和新軍的建立者袁世凱。

辛亥革命是一個相對快速和無痛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建立輕而易舉就得到了政治精英的歡迎，顯示出了他們對清朝統治有多么的不滿。這種不滿有深刻而又復雜的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不力。1884-1885年中法戰爭的失敗導致法國控制了中國以前的屬國越南。10年后清朝又令人震驚地在軍事上敗給了日本這樣一個長期以來在文化和政治上從屬于中國的島國。這一屈辱性的失敗給大清帝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為它不僅導致清朝的另一個鄰近屬國朝鮮落到外國控制之下（日本在1910年完全吞并朝鮮，使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成為了中國領土的第一次重大損失。中國的失敗還使歐洲列強相信清朝政權可能很快就要崩潰了，所以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很快就在大清帝國展開了劃分勢力范圍的行動，這被廣泛視為各國準備瓜分大清帝國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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