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西藏貴族

1900年，極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義和團，導致八國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并強迫清廷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此時對滿人的不滿開始顯露出來，即使是相對溫和的漢人官員也普遍認為滿人本身是中國衰弱之源。4年之后日俄為爭奪在滿洲故里的主導權(quán)，在東北爆發(fā)了戰(zhàn)爭（1904-1905年），清廷對此毫無辦法，只能袖手旁觀，這使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清朝政府的無能。對清朝的批評者分為兩大陣營：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認為推翻滿洲統(tǒng)治是中國復興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則主張以君主立憲制取代清朝的專制統(tǒng)治。對于這兩大陣營而言，主要動機都是民族主義。二者都認為，只有將清朝帝國統(tǒng)治下的臣民轉(zhuǎn)化為擁有政治參與權(quán)的公民，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勵人們承擔起必要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義務，加強國家抗御外來威脅的能力。清廷對此的反應是實行新政改良計劃：訓練新軍，以現(xiàn)代學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舉考試，鼓勵經(jīng)濟發(fā)展，修建鐵路，架設(shè)電報線，建立郵政系統(tǒng)，準備實行憲政，并允許在充滿生氣的報紙和期刊上展開對政治事務更為公開的討論。

為了理解20世紀初指導政治發(fā)展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簡要地了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當時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緝，流亡日本。此后，成為了一位多產(chǎn)的作家并擔任了不少革新派雜志的編輯。梁啟超積極倡導民族主義。“民族”一詞為日本外來語，它結(jié)合了“民”和帶有血緣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帶有一種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對于漢人來講，這個祖先通常就是黃帝和炎帝。在當時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國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數(shù)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種族”。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p>

這是對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基本原理進行的非常切實的論述，但它回避了究竟誰才是“中國人”的問題——保護誰的自由，要避免誰侵犯誰的自由。梁啟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p>

香港藝妓

至于“中華民族”都包括誰，梁啟超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來說，他指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的人。他還認為，漢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族，由很多于古時具有文化差異的群體構(gòu)建而成，后來逐漸相互吸收、同化而成為一個民族。清朝垮臺之后，梁啟超直接面對了這一邏輯所具有的現(xiàn)實內(nèi)含。他注意到，雖然共同的血緣、語言和宗教都有助于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決定特征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獻中，由于中國南方楚人接受了“蠻夷”身份，遂使得華夷文化之差異得以確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識則逐漸與漢人趨于一致。更近一點，清朝“當其初期，創(chuàng)制滿洲文字，嚴禁滿漢通婚。其他種種設(shè)施，所以謀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間，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變?yōu)槲幕现徽鞣?。及其末葉，滿洲人已無復能操滿語者，其他習俗思想皆與漢人無異”。相比之下，蒙古人“猶自覺彼為蒙人而我為漢人。故蒙古人始終未嘗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不過，梁啟超認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樣，住在中國的境內(nèi)。歷史上的中國正是從這種多樣性中獲得了力量（一種中國式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漢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終證明了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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