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樣的思想主導革命隊伍，辛亥革命在漢族民族主義的旗幟下爆發就不足為奇。中華民族基本上被認同為漢族，而革命是為了復興漢族的輝煌，擺脫滿洲的枷鎖。武昌的革命政府一再發布聲明，迎合內地十八省份人民的自治愿望，革命旗幟上的十八顆星星即指代中國內地的十八個省。[35] 在有革命領導人出席紀念黃帝的儀式上，慶祝了這種漢民族主義。當時播放的一首軍歌里，有如下鼓舞人心的詩句：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漢人好山河，豈容[ ]賊占。

同胞呵努力！努力向前戰。

殺盡胡兒興大漢。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黃帝應有靈，助我將賊斬。

在起義的第一周，革命刊物充滿了報復滿洲人和“種族革命”的話語。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在武昌和其他幾個城市（尤其是西安）的滿城中，發生了對滿洲人的大屠殺。

辛亥革命和邊疆

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內地，不斷高漲的漢人民族主義因為滿洲人對于帝國主義者的侵入抵抗不力而導致了一場“種族革命”，推翻了滿洲人的統治。那么從外圍的邊疆地區來看，這又是一場什么樣的革命呢？如上所述，清朝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的基本政策與對內地漢人區域的政策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不過，隨著時光流逝，這種區別逐漸變弱。在蒙古地區，越來越多的清代法典引入了蒙古法規中，到19世紀，蒙古地區實行的法律基本上與內地法律相同。在東北，清朝禁止漢人移民，以“保護滿洲舊俗”，并防止“漢俗”浸染。清朝留出土地作為旗地，禁止賣給漢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法漢人移民買下了大部分旗地，并且在原來的旗地建立起了如同在其故土華北平原的慣常的土地交易法律制度。到18世紀后期，東北和內蒙古部分地區的漢人移民數量已經相當多，以致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清政府還在滿洲和蒙古建立起了基于內地模式的縣來管理漢人。 在新疆，清政府用促進貿易來資助這個18世紀新并入國家的地區，漢族商人很快就將其習俗、文化和家族帶到了西部的這個“新疆”。他們的居住地最初因服務清朝駐軍而稱為“滿城”，但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隨著帝國的“漢化”過程，這些“滿城”就被俗稱為“漢城”了。

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畫家筆下的中國風情

在清朝統治的前半段，商人貿易的發展與華北人口過剩而導致的移民是造成這些邊疆地區逐漸同化的主要推動力。這不但與清朝政府鼓勵實邊的政策有關，也是因為清朝日益重視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擴張所帶來的威脅。早在17世紀，清朝就資助耶穌會教士對邊境地區進行過系統的輿圖測繪，而這一行動可與其他早期現代國家標示其邊界并管理邊界內部人口的努力相媲美。

19世紀，長城內外地區間的差異進一步縮小。漢人加快了向東北和內蒙古的遷徙，到19世紀末，漢人的人口在這些地區已經遠遠超出當地人的數量。在新疆，當19世紀中期穆斯林叛亂被漢人軍隊鎮壓后，許多漢族士兵作為軍事移民留在了當地，這就加強了漢人在這里的勢力。到1884年，俄國人在伊犁河流域日益增長的威脅導致清朝建立新疆行省，使之成為第一個完全并入內地行政體制的邊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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