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秦代說起，我們首先要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秦國以及后來統一后的秦朝在其國境西部所面對的主要敵人是誰。我們知道秦長城西起臨洮，但洮河以西，或者說隴山以西，有誰需要這樣嚴加防范呢？我們知道那時河西走廊有所謂月氏，從匈奴必須派質子到月氏去的情況看，月氏是比匈奴更為強大的游牧政體。可以推測月氏當時的影響已經達到了隴山地區，與秦國和秦朝西向的發展在長城一線發生了接觸。月氏是說印歐語言中的伊朗語支某種語言的。我們應該知道，在漢武帝以前，從河西走廊向西一直到中亞，全都是印歐語言中的伊朗語支各語言的世界。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印歐語言向東亞的擴張一直達到今山西中南部，參與塑造了華夏古文明的某些人群就是說印歐語言的 。《史記》的《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大宛列傳》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張騫及其隨行官員的旅行報告寫出來的，他們的旅行都是自今新疆北部向西再向南，也就是說，因此他們的報告沒有提到今新疆南部即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國家的情況。其實，自河西向西經塔里木越帕米爾到中亞，都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就是說，秦朝以西是一個連續的印歐語和印歐文化世界。

秦漢之際崛起并建立了歐亞草原第一個大帝國的匈奴，似乎并未改變這一局面。匈奴的統治集團是說什么語言的，究竟說古蒙古語，還是古突厥語，這是匈奴史研究中最引發糾紛卻又毫無結果的問題。不過，關于匈奴和月氏一樣屬于印歐語人群、源于西方而不是北方的說法 ，也是不能排除的。無論如何，漢武帝發動曠日持久的對匈戰爭之前，漢朝的西部邊境不僅沒有擴大，卻遭受著巨大的國防壓力。可是當漢朝軍隊在霍去病的領導下于公元前121年占領河西走廊之后，華夏政治體進入塔里木盆地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接下來為人熟知的歷史就是漢朝經略西域，也就是華夏政治與文化影響進入塔里木盆地，以及漢朝對中亞的用兵。應該注意的是，在漢武帝之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盡管河西地區始終存在著非華夏文化的因素，有時候這種非華夏的因素還會形成河西被非華夏政治體統治（如十六國時期的后涼、南涼和北涼，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等等），但河西的華夏化程度非常高，連續性也非常強，是華夏文明在西部最富歷史意義的戰略前頭堡。

和河西情形近似的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吐魯番，一個是樓蘭。吐魯番和樓蘭本來是塔里木東緣的兩個綠洲小國，是說印歐語的，但在漢朝及其以后華夏政治體的連續沖擊下，最早進入華夏化的軌道。可是，很可能是由于北朝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比如孔雀河河道的變化）造成樓蘭地區不再適宜人類居住，一個本已成型的華夏化綠洲消失了。當然，華夏力量的西進與樓蘭綠洲的環境破壞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系（或是否有相關性），還有待今后的研究給出答案。吐魯番是今新疆境內第一個被納入華夏式郡縣行政體系的綠洲（設置高昌郡），而且是在中原的華夏統一政權崩解后的所謂十六國時期。可以說，從漢代到西州回鶻控制高昌的近千年的時間內，吐魯番的華夏化進程基本上是連續的。由于唐宋之際在華夏政治體周邊涌現出多個重要的非華夏國家政權，切斷了吐魯番與中原的聯系，吐魯番的華夏化成果很快消失了。

隋代地圖

華夏因素退出的同時，突厥因素卻進入了。和吐魯番先后同時，整個塔里木地區進入了突厥化的時期。塔里木南北各綠洲本來說印歐語、信仰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群，最終轉變成說突厥語、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這是一個耗時長久、異常深刻的變化。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地區。需要強調的是，不能把這場變化簡單地理解為突厥人遷入的結果。突厥人群從草原地帶進入綠洲當然是事實，但他們人數稀少，原來的印歐語人群在人口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但居于統治地位的突厥人最終把自己的語言、認同和歷史記憶，成功地轉化成包括整個塔里木在內的絕大多數中亞地區人群的語言、認同和歷史記憶。有趣的是，這樣的歷史變化在不同地區的突厥人群的體質人類學特征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跡。今天草原地帶的各突厥人群，如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與綠洲農業區的各突厥人群，如維吾爾人、烏茲別克人，在體質特征上有明顯區別，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后者更接近波斯人。這就是因為前者中較多保留原阿爾泰人群因素，后者中較多保留原印歐語人群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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