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還是“南下”：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抉擇與轉折

1960年10月，與毛澤東闊別二十四年之久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這位最早向全世界報道“長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職業(yè)的敏銳，感到中國經(jīng)濟的運轉一定是出了什么問題。盡管毛澤東與他進行了數(shù)次興致勃勃的長談，但這位大人物卻幾乎無法掩飾自己的擔憂。的確，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農(nóng)村的情況自不必說，即使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嚴苛的糧食和食用油定量，也常會令普通人感受到饑餓的困擾。于是，斯諾問了毛澤東這樣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

不能不說，這個問題提得頗為聰明：既不露聲色地透露了自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某些實情”，又在試探對方的反應，以便在不讓對方過于難堪的情形下，設法獲得更多可用于報道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毛澤東顯然是聽懂了弦外之音，但以他的個性，自然不會承認“出了問題”，所以，他干脆直接將話鋒一轉，讓對方跟著自己重回長征時代——他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fā)生前途未卜的內(nèi)戰(zhàn)。”盡管毛澤東針對斯諾問題的回答確乎是在掩飾著什么，但這并不表示，他沒有說實話。正如在此前一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在談到與張國燾的分裂時所說的：“那時候靠（葉）劍英，不忘記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或許，對他個人而言，這次與張國燾的斗爭，其驚心動魄程度遠超其它時刻，畢竟，當年長征路上的這場爭論和斗爭，是自他掌握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實際領導權之后，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時刻”，而且這還是一場關系到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最高領導權的斗爭，這樣想來，它能令毛澤東如此刻骨銘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過，八十年之后，人們對于這段被歷史教科書籠統(tǒng)地稱作為“北上還是南下”的斗爭，仍然知之甚少，這段歷史，似乎總給人以撲朔迷離的印象。例如，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為何在短暫會合后分道揚鑣？毛澤東所說的“中央當俘虜”是什么意思？當時，四方面軍的實際最高指揮者張國燾，是否曾發(fā)出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而與之相關的問題還有，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主要由紅四方面軍人員組成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遭受極為嚴重的挫折和極其慘烈的犧牲，以幾乎全軍覆滅的代價結束了失敗的西征呢？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顯然已經(jīng)超出一般讀者的能力范圍，而只能依靠可以接觸到原始檔案并擁有良好的檔案解讀能力的學者來作答。劉統(tǒng)教授的《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始末》一書，就是這樣一部既能解決史學專業(yè)領域問題，又能讓普通讀者讀來不感枯燥的現(xiàn)代史作品。

紅一、四方面軍：從會和到分手

事情還得從中央紅軍的長征開始說起。在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各支隊伍中，當時駐扎于江西境內(nèi)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方面軍，又被稱為“中央紅軍”，因為中央軍委和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最高指揮機關都是隨著這支部隊一起行動的。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決定開始長征，這也是最先踏上長征之路的一支紅軍隊伍。這支隊伍出發(fā)時人數(shù)有十萬之多，經(jīng)過湘江一戰(zhàn)，已損失過半，而當他們按照與紅四方面軍約定，于1935年6月到達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時，只剩下不到兩萬人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整個隊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頭架子”，而且個個衣衫襤褸，苦不堪言。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這支原先一直轉戰(zhàn)于鄂豫皖根據(jù)地的部隊，盡管從士兵到軍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個人看起來都精神抖擻、穿著整潔。這種軍容和裝備上的顯著反差，顯然會不由自主地投射到這兩支紅軍隊伍的領導人毛澤東與張國燾身上。因此，幾乎從張國燾出現(xiàn)在第一方面軍面前的那一刻開始，中央領導人對他的情感就產(chǎn)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索爾茲伯里后來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張的面色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饑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或許，正是這種直觀的對比，讓毛首先在心理上產(chǎn)生了不快，當看到一個戰(zhàn)士夸獎張國燾衛(wèi)隊的高頭大馬時，毛澤東訓斥他說：“別羨慕那些馬！”晚上的聚餐會上，雙方領導人同樣話不投機。而最關鍵的是，在會師之后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張國燾提出的紅軍應向甘肅南部發(fā)展（即“南下”）的設想，就與中央多名領導人一致贊同的“向北進攻，在川、陜、甘建立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不能相容。不久之后的某天早晨，受中央派遣，將要跟隨張國燾一起返回四方面軍的劉伯承，親眼看見張國燾正在同毛澤東大聲吵架：“我們跑來還聽你毛澤東的指揮啊?”

也難怪，張國燾早在北大讀預科時，就作為陳獨秀的私人代表，直接參與了創(chuàng)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工作，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而相比之下，毛澤東早年的經(jīng)歷卻遠不如他風光，黨內(nèi)地位也遠不及他顯赫，他自然從來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里。誰知此次重逢，毛澤東已經(jīng)掌握了軍政大權，張國燾心里當然不會很舒服。

不過，考慮到中央紅軍在前期損失過大，兩軍會合后，的確非常需要依靠張國燾手下的八萬人馬來實現(xiàn)中央的戰(zhàn)略目標，經(jīng)過反復磋商，中央軍委和紅軍領導做出決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部下陳昌浩等人也進入了中央軍委和紅軍的決策層。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認為，這已經(jīng)是對張國燾做出的尺度很大妥協(xié)讓步，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中央的戰(zhàn)略方針。

可事情似乎并未如中央預想的那樣發(fā)展，張國燾仍堅持南下。按照后來葉劍英的回憶，“當時張國燾率左路軍到了阿壩，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進。中央多次催他北進，他就是不干。他還阻止陳昌浩等人北上。” 突然有一天，形勢急轉直下。據(jù)葉劍英回憶，此事的起因是，張國燾私下給陳昌浩發(fā)了一封電報，被他偶然看見了，電報“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報告后，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毛澤東“看完電報很緊張，從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nèi)容記了下來。”這天夜里，中央機關就和一方面軍三軍團一起開拔，與四方面軍不辭而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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