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五角星的蘇聯國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的旗桿降下。一個走過七十年、橫跨歐亞大陸、曾令世界為之戰栗顫抖的紅色大國，一瞬間就灰飛煙滅，成為歷史。

沒人猜到的結局

無論從戰略、地緣政治，抑或是社會變革的角度看，蘇聯解體都算得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大事之一，讓政治家、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和媒體大吃一驚。更為諷刺的是，蘇聯解體發生之突然，過程之迅速，甚至讓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家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克格勃都措手不及，這與他們一直以來灌輸給全世界的那場時刻存在著的冷戰威脅更是截然不同。“是什么導致了盲點的產生？”從中情局到克格勃，從英國的軍情六處到法國的對外安全局，從意大利的軍事情報局到以色列的摩薩德，“為什么那么多頂尖專家，有著豐富外交、情報及學術經驗的專業人士，看不到蘇聯正走向滅亡？為什么意識不到蘇聯對西方已不再構成威脅并注定走向解體？”

在轟動一時之作《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中，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官員戴維·阿爾貝爾與以色列著名記者、作家蘭·埃德利嘗試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這一系列尖銳問題。在兩位作者看來，“情報機構內部個人、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紛爭，及其與政治人物、決策者和其他情報機構的復雜關系”，是這些失誤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人總愿意相信，那些享有神秘的經驗和知識、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及大量預算資金的情報組織，擁有著通曉和塑造政治、戰略變化的特殊能力，負責收集信息，提供評估，促使政治家做出理智周密的決策，而且其中立客觀的態度立場不會受到個人、小集團或者現實政治的影響。但事實上，情報機構往往只能做出戰略評估和趨勢預測，卻缺乏更為精細確定的預計；政治家和決策者也常常被成見和政策所牽累，只會選擇性地甚至隨心所欲地使用情報信息和采信評估。“在整個冷戰期間……對蘇聯變化的忽視和誤讀帶來了破壞性的后果——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蘇聯式共產主義模式水火不容”。在“非友即敵”的原則下，整個世界都變成了角斗場，每一場戰爭都會被兩個超級大國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著針對對方的態度。于是，每一個發生在某個偏僻角落的小摩擦都成為了全球沖突的一部分，在個別國家具體、暫時、偶然的活動都被解讀為企圖引發連鎖效應的大陰謀。

也正因如此，沒有預見到蘇聯的崩潰，并不是聲名顯赫的各國情報機構在那十年間第一次遭遇的尷尬意外：“克格勃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沒能正確評估阿富汗對蘇聯入侵的反應，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報機構沒有及時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英國的軍情六處未能預見阿根廷出兵馬爾維納斯群島，所有的西方情報機構都沒想到薩達姆·侯賽因會進軍科威特”。美國情報機構“一直將蘇聯視為真實存在的威脅，對其政策變化的種種明顯跡象視而不見”，也徹底忽視了蘇聯經濟的糟糕表現以及在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方面的落后。美國政治與軍工集團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是讓其情報機構沒能或者沒敢提出來自蘇聯的威脅已極大地減小，沒有必要花如此多的錢用于國防。

“有民主黨的情報，也有共和黨的情報”

美國情報體系包括12個機構，主要的有中情局、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聯邦調查局、陸海空三軍的情報網絡以及規模最大的國家安全局，所有這些機構都渴望獲得總統重視，但能夠受到專寵般地“趴在總統耳邊說話的專屬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情報機構負責人終于明白，自己身處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必須要讓總統和其他高層政治家從喧嘩眾聲中聽到自己說出的關鍵信息。

于是，每家情報機構都盡力推銷自己的“商品”，希望能用自己對于國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去影響國家政策，雖然他們都聲稱自己依靠的專業數據和客觀分析完全沒有受主觀考量的影響。

更嚴重的是，就算情報機構能做出正確評估，“這一評估也不會到達決策者那里”。政治家與決策者幾乎都認為自己是牽涉其中的政治事務的專家，他們會決定自己接受哪些信息，不接納哪些情報，參考哪家機構的觀點，無視哪個來源的結論。

有那么有趣的一種共識——如果一次政治行動成功了，那么成績歸功于政客。反之，如果事件變得錯綜復雜或失敗的話，情報機構則將承受失敗苦果，有時機構負責人還得搭上自己的烏紗帽。這是因為雙方都認為，“情報機構就是政客的保鏢：如果有人想射殺政客，他們就得挺身而出擋子彈。”這樣做并不存在個人恩怨或者險惡用心，而是彰顯了體制的智慧，“保護領導人，保證他們能夠繼續執政”。

實際上，塑造美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更多地是“壓力、恐懼和利益”，而不是平衡的情報評估。情報的內容不能超越政治共識，因為對情報的解讀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產物，當中還摻雜著政客和軍工集團等利益方的力量，這些人影響了報告撰寫者。用曾任中情局副局長的理查德·克爾的話來說：“政客不會先讀評估報告再形成政策。他們通常在收到報告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和理念。不過，情報文件能夠讓討論的主題具有國家層面的重要性”。于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美國對自己敵人的看法為何往往混淆了虛構與現實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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